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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权力到私权利的视角转变 　　【摘要】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虽将国家与市民社会作了区分，但得出了荒谬的结论―国家高于市民社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是马克思思想史上的重要转变，是对《法哲学原理》的颠覆。学界倾向于将其解读为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但从法学角度看，这也是马克思从关注公权力走向关注私权利的标志。 中国论文网 /7/view-7215831.htm 　　【关键词】公权力；私权利；法哲学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12-237-01 　　一、《批判》的写作起因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谈道：“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①其中，“物质利益”可以说是马克思写作《批判》的最重要原因。 　　当时，普鲁士各地审理的刑事案件中林木盗窃案件占了75%以上。其主要原因是农民们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大背景下不断丧失土地导致的贫苦化，迫使他们去树林中捡拾树枝以维持生计。因此农民和林木占有者的矛盾变得尖锐。国家站在林木占有者一方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尔后，贵族要求把捡拾枯枝也认定为盗窃行为得到政府的同意。马克思基于此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马克思指出现实中的政府实际上维护的是私人利益，法律只有代表普遍的本质理性时，才合乎理性。但利益却诱使人们离开了法的这一本质理性。即利益所追求的外在物质使理性与法脱离。然而林木占有者及立法者都不可能是法的本质理性的代表，因为物质利益使他们与法的本质理性相脱离。 　　二、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批判》的主要内容 　　对黑格尔理解的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重建是《批判》的主要内容。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独立力量，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眼中表现为一种经济活动领域。具体的人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②自治团体是市民社会的另一要素，它是将国家与个人联系的中介。此外，“需要的体系”是市民社会的主要内容。“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体系”。③最后，国家是伦理发展的最高阶段，市民社会的存在必须服从于国家，并逐步过渡到国家。他认为市民社会以个人利益为原则，国家以普遍利益为原则，是市民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市民社会必须服从于国家。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主观思辨的思维为出发点，没有看到客观的经验事实：在时间上市民社会的产生是先于国家产生的，市民社会才是国家得以产生的前提。作为出发点的事实没有被理解为事实本身，而是被理解为神秘的结果。④ 　　黑格尔的问题出在他的逻辑错误――泛逻辑神秘主义。“整个法哲学不过是逻辑学的补充”。⑤因此，马克思得出的结论与黑格尔相反，就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言，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三、视角的转变――对《批判》的另一种解读 　　虽然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重新解读是《批判》的核心内容。但实际上，《批判》还引入了其他问题的探讨。这也预示着马克思视角的转变。 　　黑格尔认为，王权大体包括三项内容：国家的制度及法律的普遍性、特别对一般关系的协商和自我规制的最好的决定。其中，第三项是最重要的，它既是其他一切的归宿也是开端。可以清晰地看到，王权实际上被黑格尔看作了单一君王的意志。但马克思尖锐地指出：黑格尔把国家主权和普遍意志强论为单一的个体即君主的意志。在黑格尔的世界里，君主主权等同于人民主权，马克思直言不讳：“如果主权存在于君主身上，那么谈论同它相对立的存在于人民身上的主权就愚蠢了，因为主权这个概念本身不可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对立的存在。”⑥这其实已经能明显地看出马克思的关注视角已经开始慢慢转变。 　　写《批判》时马克思从一开始的青年黑格尔派已经逐步转向同其决裂的道路。市民社会更多地表现为经济活动领域，而国家则代表政治领域。从政治到经济，其实这已经表明，马克思从关注公权力转向关注私权利。 　　在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重新梳理时，马克思还对长子继承制作出了分析，并在其中指出私有财产亦即市民社会对国家的主导作用。在长子继承制之下，等级成员们不可以像普通市民一样“任性”地处置自己的全部财产。因为这份财产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肩负着政治责任。黑格尔认为长子继承制的依据在于“国家不能光指望一定政治情绪的简单可能性，而必须依靠某种必然的联系……因为拥有独立财产的人不会受外界环境的限制，这样，他就能毫无阻碍地出来为国家做事。”⑦即国家要想稳定地发展就必须有财产作为重要保证。长子继承制实际上体现的是政治实质，即政治制度要求长子继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