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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混合社区的衰落与边缘化风险 　　内容提要 城市混合社区是为解决与空间隔离有关的社会问题应运而生的居住模式。在城市，农民工与市民也发展出了混合居住的社区。然而，在混合居住社区中，却出现了社区衰落和边缘化的问题。不仅不利于混合社区市民再造和社会融合功能的发挥，也使城市社区落入新的发展困境。扭转混合社区的衰落与边缘化，复兴混合社区，既是做好城市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也是建设现代和谐社区的具体要求。 中国论文网 /4/view-7056666.htm 　　关键词 混合社区 衰落 边缘化 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C91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5）04-0102-07 　　一、农民工与市民混合居住：新议题与新问题 　　混合居住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提出的新议题。所谓混合居住，即来自不同地区、阶层、民族、职业等的居民共同居住在同一个社区，形成的人口结构多元化的混合社区。在早期的城市规划中，混合居住是为应对城市阶层分化与隔离而提出的。在西方国家，早在19世纪，就已经开始了混合居住的实践探索。①英国政府最早通过筛选来自不同阶层和职业的人混合居住来解决问题。“其设想的潜在假设是通过中产阶级的角色模式和示范作用，使穷人能够变成好的居民。”②实践结果表明，混合居住有助于“降低区域歧视、促进社会交往和融合、提高移民人群的健康、教育和服务水平、阻止和降低反社会行为、提高移民满意度、鼓励城市主流范式和价值观、缓解群体间的紧张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创造移民新的社会资本、鼓励文化多样化、提高审美标准，等等”。③如今，“混合社区的住房规划和社会安置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缓解阶层矛盾，统一社会福利的一种重要举措。”④比如，美国的“公屋建设计划”、瑞典的“百万住房计划”等。 　　西方国家混合居住实践的成功，引发了国内学者关于混合居住的讨论。在农民工与市民研究领域中，学者已经开始论证引入混居模式的可能性。目前，居住空间隔离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工与市民实现融合的重要障碍。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群体聚居，导致与城市社区的空间隔离。有的甚至产生隔离、封闭，与主流文化不相符、甚至相悖的行为方式与病态文化。⑤“空间集聚本身就是地区衰败与贫困的主要成因，在极端的情况下，群体因素和阶层因素的重叠容易导致多重剥夺感，造成贫困和隔离的循环积累”。Massey D.， “Questions of Locality，” Geography （Chinese）， no.78， 1993， pp.142～149.要摆脱这种困境就要破除空间的隔离与封闭，而混合居住无疑是一种可选择的模式。 　　有关农民工与市民混合居住的研究已经指出，农民工自身在混合社区中能够实现一定的市民化，并表现出某种社区适应性。李培林和张展新等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张展新、侯亚非：《城市社区中的流动人口――北京等6城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对城市农民工与市民混合居住区的调查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单文慧也认为，混合居住在通过市民示范效应逐步影响和改变外来农民工的行为模式；改善社区治安管理环境，增加居民对社会的容忍度，降低区域犯罪率；增加外来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使农民工从更多的教育设施和社区服务中受益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单文慧：《不同收入阶层混合居住模式》，《城市规划》2001年第2期。 　　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基本上着眼于对混合居住与社会融合之间关系的讨论，尤其是有关农民工与市民混合社区的研究更是如此。这样的研究忽视了对混合居住区本身的关注。社区是居民的载体。社区本身如果陷入发展困境或面临衰落，那么，它能否发挥社会融合的功能就值得怀疑。虽然有西方学者指出，混合居住能够带来住房、公共设施和物质生活等水平的提高，并提高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对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具有积极意义。Musterd S.， “Residents Views on Social Mix： Social Mix， Social Networks and Stigmatization in Post-war Housing Estates in Europe，” Urban Studies， vol.45， no.4， 2008， pp.897～915.但是正如大卫“空间障碍的消除也容易激发日益高涨的族群主义和地方主义感受。空间障碍的消除使地方性空间之间小规模的、细微的差异变得更容易被人感知和重要”。[英]大卫店，2008年。我们在襄阳等地的调查就发现，由于身份的巨大差异，农民工与市民混合居住不仅没有实现有效融合，城市混合社区本身的发展也面临停滞，甚至出现衰落的迹象。谷玉良、福鹏：《后单位混合社区农民工与市民的融合困境》，《北京工业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