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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区财政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21世纪人类进入了大都市区时代。 随着大都市区人口急剧增加及其对公共财政需要的扩大，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出来。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现行财政体制已成为大都市区进行区域资源整合的严重桎梏。因此，建立大都市区主导型的财政体制应成为我国基本的政策指向。大都市区财政要求赋予大都市区以更大的自治权，让其更多地承担起组织、调节区域经济和提供公共服务等责任。 中国论文网 /3/view-7181488.htm 　　关键词：大都市区； 财政体制； 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 　　一、引言 　　21世纪人类进入了大都市区时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作为资金、物质、人才和信息集散中心的大都市区以其对全球资源的吸引和配置能力，日益成为各自国家的经济增长引擎，掌握着经济发展的命脉。同时，由于国际竞争主要体现为大都市区之间的竞争，大都市区的实力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在世界范围内，大都市区的快速发展，早已取代以往以单一城市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成为新时代各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源。为此，国家的一部分权力逐渐转移到以大都市区为中心的地方政府手中，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美国著名学者皮尔斯[1]认为，现在世界的国家权力正在逐渐“旁落”――一部分权力收归国际性区域共同体所有，而另一部分权力则转移到地方政府手中，据此，他提出了所谓的现代城邦（Citistates）理论，以探寻大都市区的功能地域与现有地方政府结构的一致性问题。 　　在我国，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过去那种以行政区划决定地域分工和发展方式的模式面临极大挑战。目前，我国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打破行政区划限制，重新整合经济要素的新趋势。实践表明，大都市区是我国参与全球竞争与国际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极，也是我国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主体空间形态。大都市区不仅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应发挥主体和导向作用，而且在区域均衡和区域公共产品提供方面也应承担重要的社会责任。然而，我们发现，与正在逐步形成的大都市区现状相比照，我国的财政体制的调整和改革步伐却相当滞后。尽管自1985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制演变至今，逐步形成了由地方政府担当发展经济重任的分块结构，但由于大都市区财政能力有限，其难以成为区域资源配置中心和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在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需求已扩展到了原中心城市行政界限之外的情形下，地方政府管理和服务这样一个快速扩大的“城市外壳”（Urban Berg）几乎是不可能的。 　　针对上述背景和现象，我们关注的是，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空间地域系统的结构性调整，我国的财政体制应如何调整和应对。本文基于大都市区时代来临的基本判断，分析了大都市区的财政需要和我国现行财政体制面临的挑战，进而对大都市区的财政体制进行了初步探讨，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大都市区发展的财政基础 　　大都市区是一个区域，在这个特定的范围内，以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具有很强吸引和辐射能力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包括与中心城市存在密切社会经济联系，并有一体化倾向的城市外围地域。大都市区描述了当今时代区域经济活动的城市量级和空间结构特点，体现了建立在优势互补意义上的经济区域内，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唇齿相依的关系。大都市区内部城市结构完整，城市体系和网络特征明显。然而，大都市区不仅仅只是一个经济区域，其除了区域各城市之间频繁的贸易、产业和通迅等方面的活动外，还存在着紧密的社会、文化和环境的相互依赖性。也就是说，大都市区既是以现代中心城市为主导的经济空间，又是大都市区内城市间结成的利益联盟或政治共同体，即大都市区实质上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真正的大都市区一定是在产业、市场、环境、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城乡建设等方面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 　　大都市区时代的到来，以大都市区内各城市之间的有机联系为前提。所谓城市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就一定意味着城市功能的相互分担和市场的统一性，即一方面是城市职能和产业区域分工的形成；另一方面又是这种分工和交易在同一个市场中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大都市区的联系才能够保持下来。 　　在这样的大都市区中，核心城市和周围城市之间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和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人和物的移动势必引起对公共财政的需求。城市间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大量增加，必然要求为大都市区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提供必要的财力支持。没有必要的财政基础，大都市区在区域资源整合中的作用就难以发挥出来。 　　在大都市区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中心城市往往发挥着中枢管理的作用。而大都市区的财政基础，往往是与中心城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