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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参照系的探讨与思考 　　摘 要：在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中，盲目地以西方诗学为参照系评价中国文论，并不能真正地促进中国文论的发展。因此，论文以王国维的悲剧观说起，探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中的“参照系”的问题，思考中国文论如何在中西诗学的对话中发展自身。 中国论文网 /5/view-7236069.htm 　　关键词：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悲剧观 　　作者简介：陈春梅（1992-），女，汉族，广西人，现就读于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1 　　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一书，编者以西方悲剧传统作为参照系，认为王国维的悲剧观是中国现代悲剧的“不和谐前奏”，指出中国的现代悲剧不是真正的悲剧，而是“严肃剧”、“社会剧”或“问题剧”“缺少神秘感、命运感、恐惧感，缺少哲学深度和心理深度”等品格。这些论断并没有真正考虑中国现代悲剧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这显然是片面的，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 　　王国维的悲剧观受叔本华影响较大这是事实，如叔本华认为，“作为文艺最高成就的悲剧，它是以表现人生可怕的一面为其主旨的，它在我们面前演出了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和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受此影响，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将《红楼梦》视为“第三种悲剧”，所谓“第三种悲剧”依叔本华所言，即是“这类悲剧不把不幸当作一个例外，而是当作一种轻易而自发的、从人的行为和性格中产生的东西。”由此可知，在王国维看来，《红楼梦》之所以是“悲剧中的悲剧”，是因为它表现了人自身的一种由于“性格”和“行为”而导致的悲剧性。换言之，《〈红楼梦〉评论》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人自身的一种认识。而王国维又在《评论》中透露出浓厚的悲观主义思想：“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放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悲观主义思想与悲剧观有联系，但并不能混为一谈，而《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一书的编者就依此将王国维的悲剧观视为“中国现代悲剧观不和谐的前奏”，这未免有失妥当。 　　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王国维心中充满了沧桑兴亡之感，充满了困惑、迷惘甚至绝望。在这种形势下，王国维借用叔本华的悲剧思想表达自己的忧思，宣泄自己的郁闷。可以说，王国维的悲剧观是在扎根于中国的国情土壤，是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情来宣泄一个文人的无奈与痛楚，也并非是完全消极的。这直接启发后来的鲁迅的悲剧观。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鲁迅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对悲剧的定义，突出了“价值”的观念，表现了对人的价值的一种重新认识。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时期，人的生命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欲望及追求等都受到严重的蔑视或压抑，因而鲁迅认为封建社会是“吃人”的。在“五四”时期，人的生命中这些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得到重估。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在又《几乎无事的悲剧》中倡导创作“平常悲剧”，即从平常的生活出发，书写平凡人物的生活，在发掘这些人物的生命价值的同时，又表现其生命的毁灭。可以说，“五四”时期是从对人的价值的认识中发现悲剧的。从这个角度看，王国维的悲剧观是中国现代悲剧的前奏，而且是“和谐的前奏”。 　　另外，正如前面提到过的，王国维的悲剧观是一种“兴亡之感”、迷惘之感或绝望之感的体现，也就是一种宣泄。他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曾说过：一切“文学美术”均“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即是说，一切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人内心的“势力之欲”的一种宣泄，悲剧也不例外。在王国维看来，悲剧是“人生中久压抑之势力独于其中筐倾而倒之”，使人得到一种“势力之快乐”，具有一种宣泄情感的作用。李泽厚的《中国美学史》中所言，“怨”披露了悲剧的主体性精神实质，即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自我实现遭到挫折和压抑导致了悲剧的产生。孔子“诗怨说”、司马迁的“发愤”、韩愈的“不得其平则鸣”、钟嵘的“离群托诗以怨”都是一脉相承的，属于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而“怨”不是为了宣泄一己之情，而是为了“群”，使人们受到熏陶感染，以达到社会整体的和谐。由此，王国维的“势力之欲”，不是为了宣泄而宣泄，而是通过表现一种悲剧式的绝望来揭示当时中国的“沧桑兴亡”，以警醒国人“救亡图存”。在这种意义上说，王国维的悲剧观，虽然受到叔本华悲剧思想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属于中国传统审美范畴的。 　　余虹认为中西诗学研究中，无论是中国文论还是西方诗学都不是比较研究的立足点和坐标，否则就会陷入中心主义的偏颇中。因此，在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中，盲目地以西方诗学为参照系评价中国文论是不可取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如果一味以西方悲剧理论为标准评论中国的悲剧势必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中。如此又怎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