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岩层的“国族”想象.docVIP

穿越历史岩层的“国族”想象 　　如果以“国族”想象的角度来分析侯孝贤的作品，那么，在他的电影谱系里，关于台湾身份的思考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早期以《童年往事》（1985）和《恋恋风尘》（1986）等作品为代表，讲述内地移民二代的成长经验，叙事上依然倾向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但成长已经慢慢开始获具主体性。后期从《悲情城市》等“台湾三部曲”（1989-1995）开始转折，成长的主体精神迫于现实和历史的困境集中爆发，不得不正视台湾的国族身份，也由此催生了强烈的本土意识，国族想象也随之进入以台湾本土为立场的叙事。 中国论文网 /5/view-7076797.htm 　　早期的侯孝贤，在他私人印鉴式的长镜头语言里，台湾乡村无声地弥漫着移植于内地的家国想象，就像《童年往事》中，印在少年记忆里的那个令父亲怀念、祖母寻找的一衣带水的故乡原型。虽然父亲的怀念和祖母的寻找并没有带来可触摸的土地和果实，但遥远的故乡就这样以虚拟的轮廓扎根于生命的最初阶段，左右着想象。“直到现在，我常常会想起祖母那条回大陆的路，也许只有我陪祖母走过那条路，以及那天下午，我跟祖母采了许多芭乐回来。”（侯孝贤：《童年往事》）少年的成长被历史的转弯暗中作用着，父辈的历史当事人身份连接起大陆与台湾两块土地，并沿着血脉流淌到他这一代，在看似风平浪静的成长背后，潜伏着暗流汹涌的历史惯性，即使父辈的相继离世也并没有能抹平这块历史的疙瘩，少年看似独立的成长空间最终也没能摆脱中华民族身份的宿命。这不仅仅表现在父亲去世后，阿孝结束了顽劣的少年，模仿父亲的样子开始沉静地读书写大字;也不仅仅是清理母亲遗物时，欣然接受了父亲为随时准备撤回大陆而购置的简单易抛的竹制家具;更多的暗示是，象征旧历史的祖母的离世，让阿孝在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时，永远地记住了他随祖母返乡的那条大路和那个下午，任祖辈的空间和时间重新组织了他的时代结构。 　　主体性也正是在父辈的退场中慢慢确立。毕竟新的一代所有的成长经验都来自于一块新鲜的土地，虽然这片土地有着过于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岩层，但土地容纳了他们的现在，他们也必须要接受土地的过去，包括被殖民的历史。台湾自17世纪开始，先后被荷兰和日本殖民长达两个世纪，1945年起，国民党作为战胜方接管日治殖民地台湾，部分官兵开始入驻台湾，再加上后来战事急转，大批官民陆续从内地撤离，直至1949年，已约有两百多万内地人迁至台湾，全面改变了台湾的社会政治文化格局。作为执政方的国民党政府最初推行的是以自身为政治主体的“一个中国”政策，反攻大陆也依然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计划之内，表现在文化上的态度，是传统中国社会价值伦理观的移植与延续，所以才会有《冬冬的假期》里外祖父的传统家庭结构，《童年往事》里三代人匀速缓慢的耕读生活，以及《恋恋风尘》里父辈对乡村和土地的忠诚热爱等等，无论愿意与否，结构彼时文化环境的，都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只是这种认同思维并没能持续很久，在侯孝贤的作品里，这不过是生命中一段“童年的往事”，只存在于“童年视野”里的少年记忆经验，随着父辈的退场和时代的转向，最终将消失于主体性确立的时刻。比如，以《悲情城市》为代表的“台湾三部曲”里，生长于台湾本土的新生代，开始以独立的主体意识重新反思自身文化身份的问题时，本土意识在这场文化身份合法性运动中，逐渐清晰、自觉。 　　无疑，《悲情城市》是对台湾历史上的政治高压时代的反思，也是侯孝贤正式确立本土立场的叙事。故事以家族史的形式转喻了台湾光复前后复杂的民族历史与社会关系，表现了政权交替的时代变革中，台湾基隆一户普通人家林氏四兄弟，被不同政治势力所牵制的生存悲剧，质疑了当局的中国文化身份认同。林氏一家，战时被征兵，老二文森被日军强行征作军医，从此音讯全无，老三文良被充作日军翻译，回台后精神失常，而老大文雄和老四文清也因为当局的镇压而卷入政治清洗，林氏一族全部惨死。在光复前后的台湾，他们只是千千万万台湾普通人家中的一户。在长达40年的“政治戒严期”里，人人都可能随时被白色恐怖所波及。这使长期受到殖民统治的台湾人对光复、对认同中国文化身份产生了质疑，如果同宗相残还不如异族的殖民时期平和，光复的意义究竟在哪里？认同“一个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否就可以解释恶行？另一个质疑文化身份的原因，是彼时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外交屡屡受挫，尤其进入70年代以后，大陆先后与俄罗斯和美国建交，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台湾不再具有“代表中国”的资格，存在的合法性也因此受到了质疑，源于“中国”的文化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无效且尴尬，台湾被迫要正视自身的身份问题，因此而催生了本土意识的立场。典型的是《悲情城市》中林家老大林文雄在政治高压期的一番感喟：“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子日本人，一下子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在精神上，这番话沟通了所有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