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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汉书·艺文志》 　　[摘 要]《汉书 中国论文网 /4/view-7128009.htm 　　[关键词]《汉书 　　《汉书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构成，各略之中更分门类，各类列举属其门类之古今书名、篇卷数，注作者名字、籍贯、时代及其他，最后总计部数、篇数，叙其门类沿革，各略之末举总数。《汉书“艺文志”或“经籍志”体裁，对后世图书的分类、目录的编制及文献学研究，均有深远的影响，同时“《汉书别，以示隐括，同于法家之定律。” 　　一 　　古人著书，不必都出于自己之手。有的出于弟子所记，有的是子孙所录，有的是私淑其学行者所补，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不是出于自己的手，所以，很多书写成之后没有一定的标题，并且没有作者名字。我们现在看《汉书 　　《汉书 》六篇，《周政》六篇，《周法》九篇。道家有《周训》十四篇。阴阳家有《周伯》十一篇。小说家有《周考》七十六篇，《臣寿周纪》七篇，《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歌诗中有《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七十五篇，《周谣歌诗曲折》七十五篇。《周易正义》引郑氏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汉书，刘班都知道每类所记载的意思，可以窥测它原来的意义。但是，后世误以为说的是周朝的事，这样理解有多隔阂且不通，这一点，在我们阅读的时候，特别需要注意，如果没有理解正确，会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古人读书，喜欢摘录要义名言，都为一集。所以删除淘汰掉一些，约法而成，以期达到至善至美。诸子百家书中，语言简洁，概括性强。《汉志十八篇，道家有《道家言》二篇，阴阳家有《杂阴阳》三十八篇，法家有《法家言》二篇，杂家有《杂家言》一篇，小说家有《百家》百三十九篇。《兵书略？技巧》有《杂家兵法》五十七篇。这样的做法，一方面，简明扼要，高度概括了文章的中心，体现出汉字的特性。然而，另一方面，因为文字的简洁，后人在理解文章的时候，会出现不同的见解，甚至是南辕北辙的观点。 　　二 　　在学习《汉书“王官”有广狭二义。狭义指天子之属官，《左传“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也”、《定公元年》“若复旧职，将承王官”之谓也。从广义来说，诸侯也是王官，诸侯之高级属官也在王官之列。李学勤先生说：“诸侯国的国君是世袭的，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对周王室负有规定的义务。有学者研究指出，周代的诸侯国并不像有些人所想是独立的政权，而与后世地方政区的地方官领有一定的统辖范围，并代表中央政府在辖区内行使权力，为国家征收赋税，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大有形似之处。” 　　诸子与王官的关系，一直以来，人们都有不同的见解。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诸子出于王官，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赞同诸子出于王官说。然而，胡适先生于1917年发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反对章氏的观点。胡先生反对诸子出于王官论之症结，就在于他认为古之王官“定无学术可言”。值得指出的是，胡先生是最早提出地域文化概念、地域文化与诸子诞生之关系的问题的人。侯外庐认为所谓诸子之学既然是道术将为天下裂，那么，这一意识的分裂，就形成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学术，它反映了土地生产资料的分裂，反映了由氏族贵族的所有制转化为地域化私有的多元所有制，以及工商业分工的发达。政治上既然士无定主，意识上也就冲破了礼的樊篱。”他指出，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礼贤”的风气对诸子之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他还说：“诸子出于王官之说，自然是不可信的，但诸子或多或少依据西周的传统思想，以先王形式的理想化作为推论的前提，则是没有问题的。”侯先生全方位地探讨了“百家争鸣”的起因，影响很大。但他未及客观地、深入地探讨王官之学与诸子之学之间的关系，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沈文倬先生于近年发表《略论宗周王官之学》，从《周官经》考证宗周的设官分职和王官之学。沈先生说：“刘歆论战国诸子出自王官，自指周王之官。”“宗周官学的特点在学在官府。”“官学教、学的内容是根据官责首明职掌的原则，确定每个官所担负的事务及其履行之法。从总体上说，是指国家在当时所能涉及（广度）和所能达到（深度）的百科之学。”“说百科之学并不是排斥胡氏所说的学术思想。但是，我认为一切幽微之思无一不是从具体事务中升华出来的”。沈先生发前人之未发，第一个给王官之学下了定义，从而批驳了胡适先生否定王官之学的观点。 　　顺便说一句，先秦文献及《汉书“王官之学”一词。“王官之学”是后人所立的术语。《左传》中出现的是“官学”一词。我们认为，“王官之学”或“有周官学”应包括宗周官学和诸侯列国官学两大部分。因为诸侯之属官亦可算“王官”，何况进入东周以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列国的官学也渐成云蒸霞蔚之势。可以说，在西周时代，宗周王官之学是主流；进入东周以后，诸侯列国的官学渐渐后来居上。周代的官学是夏、商二代官学的集大成。刘向父子和班固对此是非常了解的。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