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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乙新作散评二题 　　自由的深渊 中国论文网 /5/view-7119985.htm 　　――评阿乙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早上九点叫醒我》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封底上有这么一句话：“这是我写得最苦的一次。”抛开写作经历的琐事不提，苦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对着手处理的题材不加判断，不下结论，拒绝“正义”的蛊惑（所谓“苦”，亦是拒绝之苦）。文本中没有任何想要对读者施加教化与训诫的意图。这种拒绝对应历来将文学作祭器的功用看法自然是种反动，但阿乙在这部小说里所做的最大颠覆也正是为此：为解决思想而动身行动。 　　行动之为本书关键词，正如思想在这里仅仅是一种罪孽。故事的主线非常简单，一个百无聊赖的年轻人希望有件事去做，而且非做不可。于是他杀人，同时顺理成章地被追捕。他一面渴望被人追捕，一面又在被追捕中因为厌倦而自首。奋起者在思想中找不到答案，所以只好极端地转向以诉求困惑之解决（反过来说，我们恰恰因为善于遗忘而安然存活）。可是，他以最极端的行动拷问生命就是在以最极端的方式败坏生命。固然，行动直接把握生活本身，它让行动者感受到与生活的源始联系，同时“回到”生活之中。但行动注定无法获得自在的意义。行动只能激活喋喋不休的罪孽身份的思想。1 　　以上两段话摘自拙文《重来、和解与虚构之境》。在那篇文章结尾，笔者顺便提及了阿乙长篇小说的某些共相，但论说得并不充分，就中所未明言的即是此一行动因素在事件中的具体运作：《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与《早上九点叫醒我》共享了一个有关行动的主题（无关于爱，我发现阿乙在短篇以外恰恰从不涉及爱情），或者说行动的热情。“为解决思想而动身行动”是两个长篇主人公的共有姿态，可行动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作为一种祝福存在：行动非但没有解决思之困惑，反倒令行动者背负了可诅咒的命运。 　　在《早上九点叫醒我》已经发表的第十七章与第十八章中，男女主人公准备实施打劫，男方自忖道：“要蹉跎那么几天―我总是隐隐觉得有什么没准备好（也可以说一切都没准备好）―要那样活生生看着一天开始了一天又结束了好几遍并对自己的一事无成充满悔恨，我们才开始行动。”2我总是觉得仅此开篇，便预示了这个故事片段的最后一句：“她已经擦好扳手上的血。我闷在那儿，满脑子想将这几分钟倒带倒回去。可是事情已经永不可逆地发生。”3这两章单独发表时被冠以《亡命鸳鸯》之名，犹如一根支撑在故事中轴的撬棒，平衡着那次早有预料的逃亡的开端与终局。 　　整个逃亡故事在《早上九点叫醒我》中只是套中之匣，它服从于一个更大的叙述目的。单论这个故事，其寓意类似于《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假使读者震惊于《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是其中的无目的杀人（关于无目的的一个著名误解来自布勒东：“超现实主义最简单的行动就是拿手枪上街随意向人开火”），那么《早上九点叫醒我》则让人得以窥见那个无目的中的目的，那个“无”之中的深渊。相较而言，《亡命鸳鸯》只是这一深渊的宁静中心，它的前后（尤其是在它之后），无休无止的风暴从未停歇。 　　起初，飞眼与勾捏这对男女主人公尚且自喜于结合，然则欢愉转瞬即逝，留下巨大的虚空供人消化：“必有一项使命，使我们甘于忍受这漫长而无聊的等待。或者说必有一种结局，将告慰这极其漫长同时成本巨大的铺垫。”飞眼的思考毫无所获，勾捏却再也无法忍受了，她说：“我们总得找点儿事做。”当世有关沉思与行动的误解于此被尤其着力刻画，《早上九点叫醒我》也据此联结住了《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的逻辑：思想由于不能提供切近现实的答案，行动的转向于是成为一种必然。后来的走向如读者所知：我们才开始行动……可是事情已经永不可逆地发生。 　　从前平淡无奇的事，此后被当作奇迹来体验；从前可称天赋的事，此后根本是一种恩赐。 　　此后，两人开始逃亡。掩盖在“无”的布帘被扯下，深渊遂露出狰容。他们开始为每一顿餐饭扼腕，为每一个细节不可终日，为每一次做爱加增着冲刺的力度，包括深夜因梦见某件未被销毁的物证而惶恐醒来，包括恶性循环的下手作案仿佛已然扣上了宇宙间那支配邪恶自行转动的齿轮。飞眼与勾捏这对情侣的末日逃亡，毫不夸张地说，是整本小说的高潮，看得我几欲落泪，却又无从为他们辩护。 　　后来屡次翻读这几章，想到整个人类的历史都不过如此―都被重复与缩短在飞眼与勾捏的每一个错误决定当中，而他们两人逃亡伊始甚至就是夹杂了些许亵渎意味的亚当和夏娃，是属人历史那最阴暗一面（普遍形式：苟且、自私、懒惰、凌弱、颟顸、淫欲、不知餍足）的生父生母。即令我们有一星半点的理智诚实，就不应当为他们辩护，但我们无从作出的辩护，归根结底却是对他们爱恨交织之故（爱消解了指责，指责又反过来否定了爱）。人性的影子浮动在罪恶的波光中，每个人都既看到自己，也瞥见人类的全部历史。 　　行动是飞眼与勾捏两人的原罪（换句话说：他们一旦决定行动，就无可掉头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