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docVIP

分析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 　　海上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因促进了国家的对外贸易而具有了深刻的历史内涵，在中国缺乏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当今社会，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无疑有重要意义，本文仅以广州对外贸易机构为例，对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探讨。 中国论文网 /7/view-座机电话号码.htm 　　一、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对外贸易机构的历史背景 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海上交往活动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汉朝时大秦已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带有官方性质的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 宋朝时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宋代制定的管理进出口贸易的市舶司条例，是世界上最早的进出口贸易法规，且内容详尽，堪称封建社会经济立法的典范，对后世影响深远。明初实行的海禁政策中单独对广东有特殊规定，而此时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已扩展至全球并达到高峰。明后期私人海商贸易日益发展，市舶司难以身兼海关和外贸的双重职能，形同虚设。 康熙年间，清政府在粤、闽、浙、苏4省设立海关，这是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始。从海禁到广东一口通商，是清代对外贸易史的重要转折点。清代广州的外贸制度具有代表性，它是在从十三行到公行，从总商制度到保商制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管理体系。 二、广州古代对外贸易机构的现状 当年从宋朝开始设在广州的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遗址至今已消失殆尽，我国现存的唯一的一处古海关遗址是位于泉州市区水门巷竹街的泉州市舶司，目前已被当地政府作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泉州古城示范区”保护起来。而建于明清时期的对外贸易机构广州十三行，则由于两百年间多次发生大火，火势迅猛，使得大部分商家和原遗址被烧毁，之后随着20世纪80、90年代的旧城改造，一些街巷也已拆为平地，从地图上消失。现今除了仅剩的锦纶会馆、十三行行商故居和黄埔长洲岛竹岗上的外国人公墓等遗址，其他的都是在原街区上利用“十三行”之名建立起来的现代商馆区，如广州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等物流商业圈。 三、广州对外贸易的现状 广州的对外贸易在近现代经历了三个阶段，1950-1956年，外部国际环境严峻，广州对私营进出口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采取一系列的限制措施，广州的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第二个阶段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此时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广州外贸却有所发展。此时广州成立了专业的外贸公司，外销市场不断扩大，由原来的港澳、东南亚发展到世界各大洲，广州在外贸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且成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广交会。第三阶段是外贸体制改革的转折点，1984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包括广州市在内的14个沿海城市实行特殊政策，并把广州市列为开放、改革的综合试验区，并在1985年批准广州市回复国民经济计划单列户头，从而使广州外贸焕发出新的活力。 四、关于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中国的海洋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占据着中国文化遗产整体的半壁江山。“海洋文化遗产”内涵十分丰富。历史上的人类海洋活动、涉海活动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意识、社会制度、科技创造、物质生活及民俗风情等的文化遗存，都是海洋文化遗产。但中国目前面临的海洋文化遗产问题之于广州有三点较为严重：一是快速度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乃至不同程度的“文化全球化”所导致的“建设”性破坏;二是国民海洋文化意识和遗产保护意识的淡漠和缺失;三是政府对海洋文化遗产的管理监控不到位。 目前，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史迹正在申办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九城市的联合签署《泉州共识》后，广州市政府将进一步根据《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方案》对海上丝绸之路的遗址进行进一步整治。但遗憾的是，广州申遗的6大史迹中，竟然没有市舶司和十三行这样标志性的见证了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历程的对外贸易机构。当然，这其中自然有它们遗址匮乏不符合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规定的原因，但在申遗的6个项目中大多数都偏向建筑形式，而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竟一项都没有。 第一，以广州的市舶司和十三行为例，当标志性的历史建筑由于战火或其他原因已大部分不复存在时，政府应做的不是积极利用残址进行商业性开发，而是先保护起来，并加紧对余下仅存的遗址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争取不让最后的遗迹也消失人间。 第二，市舶司和广州十三行这两个对外贸易机构标志着广州是永不关闭的对外窗口，其深刻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建筑形式上，建筑只是能更直观地让人们回味过去文化的一种方式，因此应该从其他方面全面搜集这两个对外贸易机构的历史，如从老人们的诉说、习俗规范、历史文献和报刊杂志等方面着手，将这一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也是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笔很客观的海洋文化遗产。 第三，趁着这股申遗的风潮，广州市政府应加大力度挖掘更多其他的海上丝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