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与中国近代化的外交.docVIP

郭嵩焘与中国近代化的外交 　　[摘 要]清末中国传统政治不能适应近现代国际关系实际，郭嵩焘以务实态度，超越传统政治藩篱，在社会转型风口浪尖上，以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身份推动中国外交近代化。 中国论文网 /4/view-7123811.htm 　　[关键词]郭嵩焘；中国；近代化的外交 　　中国自1840年起被迫与近代世界全面接轨。作为执行中国外交政策的传统士大夫，逐渐打破传统中国在对外关系理念文化居上心态下的等级观念，在官员们凭借仅有的传统国内政治经验以及少许洋务经验处理外交事务中不断前行。 　　一、传统政治运作与现代国际事务的交锋 　　1874年一支英国勘探队准备由缅甸经云南入京。7月份总理衙门照例颁发护照，英国派遣驻华公使马嘉理前去接应。1875年2月份在云南境内，马嘉理一行遭到云南巡抚岑毓英部将李珍国袭击，致使马嘉理被击毙。是为马嘉理事件，又称滇案。 　　据郭大松等人对史料的梳理，认为马嘉理一行遭到云南巡抚岑毓英部将李珍国精心策划的袭击。[1]李珍国等人利用国内对英国反感情绪，对队伍痛下杀手，并称之为侵略以邀功。事后岑毓英未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第一时间上报请功函。马嘉理一行有两百余武装，其队伍经由云南长途跋涉前往北京，沿途勘察中国的目的昭然若揭。但事出于未发之际，仅以其心可诛为由，未免荒唐。且云南巡抚早已接到总理衙门关于英国人入华的知会，在这期间，只要做好防备工作，定能有效。岑毓英本人官场习气已重，郭嵩焘是早有所闻。据郭嵩焘的调查，“云南抚臣岑毓英探知英官柏郎带有缅兵入境，檄饬腾越厅镇防备，腾越厅镇又檄饬甸一带士兵练勇防备，辗转相承，浮言滋起，以致无故杀毙翻译官马嘉理一员”，岑毓英作为云南最高长官，对于防备一事，“全失该抚檄饬防备之本意”。[2]言义之下，此事盖岑毓英前纵容部下恣意妄为，后又擅自居功，应负首要之责。 　　在士大夫看来，岑毓英的做法显然很扬眉吐气。郭嵩焘参奏岑言论一出，“以此大为清议所贱，入都以后，众诟益丛，下流所归，几不忍闻”[3]。清议之言，并未就事论事。 　　郭嵩焘认为“洋人又乐与中国讲求。积极与英方交涉，对遇难家属进行赔偿。而岑毓英的处理还是处在一种传统政治“拖”字诀上，调查前后拖了近十个月，最后却是找了几个替罪羊。当时大多数士大夫站在排夷立场上对岑毓英进行道德赞赏，认为岑毓英将罪责归结于几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可以使得此案不了了之。岑毓英欲以糊弄了事的做派暴露出中国传统政治手段面临现代国际事务的严重不足。然而“士大夫蔽于见闻，不考古今之宜，不察理势之变，习为高论，过相诋毁，以至屡生事端，激成其怒”[5]，英国大为恼火，趁机做大，迫使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威妥玛利用滇案百般刁难，让郭嵩焘强烈感受到“凡臣今日之辱，未尝不为辱国，而实缘免一岑毓英议处之故”[6]。传统政治做派和士大夫清议不仅没有保住清朝的尊严，反而进一步受辱。 　　洋务与守旧官场角力，使得郭嵩焘无法具备全权解决能力。清议阻挠，官场牵制，限制了清朝官员运用灵活政治手段解决滇案，事件处理滞缓，无法将危害降到最低，致使事端发酵扩大。 　　郭嵩焘能准确判断出案情症结所在，提出了在当时朝堂之上较为妥当的解决方案。但不难发现，此时郭嵩焘对于滇案的认识尚处于传统务实政治家阶段。 　　二、出任首使荣辱与共 　　英国为与清朝建立稳定的外交机制，希望清朝往英国派驻使臣。清朝出于“王者不治夷狄”观念和政治保守，使臣一直没有落实。英国以马嘉理事件中清廷需派使节到英国致歉为由，迫使清廷落实使臣之事。清廷只得以郭嵩焘精于洋务委以出使大任。 　　郭嵩焘回京后立即积极与英驻华公使威妥玛联系，并请教赫德意见。在拜访威妥玛信函中，郭称“大清国钦差出使大臣郭嵩焘谨奉书：大英国钦察威公使大人阁下”[7]，将“大清国”与“大英国”并列函首，实开平等交流之先。在交涉过程中，郭嵩焘采用国际礼节，赢得威妥玛与赫德的敬重。英国想加价而拖延时间，以各种理由对于使节赴英之事百般推脱。郭嵩焘通过与威妥玛及赫德等人的交涉，最终定下赴英日期。 　　作为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代表清朝与英国进行礼节上的平等交往，在士人看来有辱国体。社会各界对郭指责纷杳而至。好友李慈铭道对他深表同情，“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不为之叹息。”[8]湘人写下对联讥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其它流言蜚语更是沸沸扬扬。郭的任职本是朝廷决议，士大夫为发泄不满，断不敢以帝国掌权者慈禧太后为焦点，故郭处于非议风口浪尖。 　　英公使嚣张气焰，官场排挤，乡人诽谤，加上本身体弱多病，使得郭嵩焘萌生退意，多次请辞。而清朝此时无人愿接这个烫手山芋。英国日加催促，慈禧太后等在外交上孤手无援，只得以国事为大相劝，慈禧对郭说“此时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