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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与陈布雷 　　1941年11月，重庆文化界为庆祝郭沫若五十华诞之即，收到了蒋介石的文胆、幕僚长陈布雷的贺诗并附贺信。郭沫若欣然接受并回赠和诗以表谢意，成就了抗战时期陪都文坛的一段佳话。郭沫若与陈布雷分属于两个不同营垒的著名文人，文人相轻乃文坛司空见惯，更何况两人阶级立场壁垒分明，生活情趣大相径庭。自陈布雷做了蒋介石的幕僚长之后，暮气日深，社会上的活动基本不参加，至于祝寿一类活动更是和者甚寡。这位连孔祥熙、宋子文都不屑一顾的清高文人，却为郭沫若庆祝生日显得那么自觉、热烈，实属罕见。这大概出于“息息相通”的文士生涯，触动了他对郭沫若这位文化巨人的钦敬之情。郭沫若在回赠中也盛赞陈布雷年轻时“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的战斗风貌。和诗不约而同地将他们两人置身于20年前的历史风云中。 中国论文网 /5/view-7147846.htm 　　两支震动民国文坛的如椽大笔 　　陈布雷生于1890年11月15日，他的家乡浙江慈溪与蒋介石家乡奉化同归宁波府管辖，他们可谓是小同乡。陈布雷22岁那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之即，他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 （浙江大学前身） 时，即应 《天铎报》 之聘担任撰述，每天撰写两则短论，每十天写三篇社论。由于他平日看的旧小说多，评论中喜欢引用 《水浒传》 中的典故，很受读者喜爱。他本名训恩字彦及，笔名畏垒。那时，同事要他再起一个笔名，他就署名“布雷”，他自己解释说，他在浙高读书时英文名为Bread，译音“布雷”。恰好他的朋友，杭州高僧九指头陀有诗赠他：“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从此他就以这个笔名闻名于世，本名“训恩”及笔名“畏垒”反而被湮没了。 　　陈布雷进入上海 《天铎报》，正是民国初年。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他的文名要早于郭沫若。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很有影响;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 《对外宣言》，就是由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 《天铎报》 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 做编辑主任，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陈布雷在上海对国内局势的种种评述，与当时在广东的国民党可说是不谋而合，南北遥相呼应，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 《向导》周刊转载。中共著名理论家萧楚女曾致函 《商报》，称赞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郭沫若推崇这一时期的陈布雷“如椽大笔，横扫千军”。 　　郭沫若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名将。那时候，他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开始不断发表新诗和小说。1919年6月，他在日本福冈发动组成救国团体“夏社”。1919年的下半年和1920年的上半年，出现了“诗的创作爆发期”。在这期间，郭沫若写出了《凤凰涅??》、《晨安》、《地球，我的母亲》、《站在地球边上放号》、《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之教训》 等诗篇。1920年出版与田汉、宗白华通信合集 《三叶集》。他的第一本诗集 《女神》 于1921年出版。《女神》 奏响了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强音，充满激情，如黄河长江，豪放奔腾，一泻千里，猛烈冲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交结成的反动文化顽固堡垒，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名主将。1923年，郭沫若放弃了日本医大的学业，回国同成仿吾、郁达夫等一起，在 《创造季刊》 后，又先后办起 《创造周报》和 《创造日》。创造社的活动达到鼎盛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青年中间产生广泛的影响。 　　两人各自投向不同营垒 　　郭沫若不仅是学者、诗人、作家，而且是冲锋陷阵的革命家。1926年3月，郭沫若到广州任广东大学 （后改名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从此，他开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暴风骤雨之中。在广州期间，郭沫若结识了正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也就是在广州，他同周恩来相识了，并在周恩来的影响和帮助下辞去文学院院长之职，毅然投笔从戎，投身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从广州转战到武汉，同叶挺、贺龙将军一起，经历了贺胜桥、汀泗桥等著名战役。 　　这时候的陈布雷则在北伐战争的进军中不断刊出鼓吹革命的文章，渐入蒋介石的法眼。1926年春，邵力子受蒋介石之嘱托，从广州到上海，带来一帧蒋总司令签名照片。邵力子特告陈氏：“蒋总司令对阁下文采颇为敬慕。”1927年正月间，陈布雷与潘公展会见蒋介石，接连两天约晤，握谈良久，蒋劝陈入党。同年二月，陈布雷在蒋介石、陈果夫介绍下加入国民党。初入蒋介石幕下，备受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