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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攻击”与人格批评(外二篇) 　　 以往我一直认为，文艺批评不应该涉及人格“攻击”，应该依据文本、作品（包括影视等）来做评判。所谓常常说的对事不对人。但近来，我产生了新的想法，如果一个文人或艺术家，他的人格操守有瑕疵甚至是有较大问题，是否可以批评呢？ 中国论文网 /5/view-7080489.htm 　　 缺少足够事实依据的人格“攻击”不可有，但对无良文人、艺术家的人格批评却也不能缺席。否则，就会把这个“坛”那个“圈”弄得乌烟瘴气。诸如作家方方批评某人跑奖，在某个国家大奖评选启动前夕，非正常地就一部作品连开几个研讨会，这就涉及到了操守问题，这样的批评不正是当下文坛需要的？ 　　 人称山西“刀客”的韩石山先生曾与沪上一位老作家发生过一场笔墨之争。战火是韩先生挑起来的，他首先在《山西文学》发文，对老作家出售自己的某些名人笔墨藏品提出质疑。老作家非常恼怒地骂韩先生为“粪帚文人”。我起先认为，老先生的“回骂”虽刻毒，但韩先生的批评是否也失之苛责？人家卖自己的藏品，换些银子来贴补家用，有人愿卖，有人愿买，再正常不过，干卿何事？不过，近日读了韩先生的新书《让我们一起谦卑服善》，我又迸发出另外一点想法。 　　 虽是新书，其实收入其中的都是旧文。对于读者来说，只要未读过，旧文也是新文。书中有四篇文章涉及韩先生与老先生的“笔伐”。有的是我未读过的。从韩文中，我才完整地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文中说老先生“素仰鲁迅，但生不逢时无缘求之，遂致函在台湾执教的鲁迅好友许寿裳先生，恳请他写了两首鲁迅的七律”。某年，“他与吴晗是编者与作者关系……便在荣宝斋买了一匣诗笺存在北京吴晗处，京华人文荟萃，吴晗交际又广，常有名士过访，由他托请大家留墨。”“为了扩大范围，他又请许广平、叶圣陶、俞平伯等襄助。于是社会贤达、专家学者乃至戏曲名伶的手迹都成了他搜罗的对象。”因此，老先生的收藏“宏富得很”。上面这些加引号的文字，非韩先生原文，他引自一部书，我是“二道贩子”。这些文字说明什么呢？说明该老擅长利用自己供职的媒体平台，广泛收集名家手迹。这也无可厚非。聪明人都会干这勾当。曾看到有报道，国外一个有收藏雅好的人，无钱购买藏品，只好到博物馆去盗窃，一时还被传为“佳话”呢，认为这是一个有品位的“贼”，因为他并未将盗来的珍宝拿去换钱。 　　 让韩先生不满的是，老先生居然将类似藏品二十件左右，卖给了一个老板。这又有什么好批评的呢？有的人收藏，目的就是为了待价而沽的。且慢，让韩先生胸闷是，他认为其中有两件东西是不应该卖的：一幅是张充和的书法精品《录陶渊明归去来辞》，一幅是胡适的书法精品《贯酸斋的清江引》。倒也不是这两幅笔墨特别珍贵，而是来之不易，其中寄托着友人的深厚情意。事情大致过程是：1949年元旦前后，老先生因仰慕张充和的书名，托靳以先生求书法于张。张新婚赴美，来不及写，但一直保存着靳以托写的纸条。改革开放后，大陆有人赴美讲学，看望张充和，张提到了托写的纸条，选了自己的书法精品《录陶渊明归去来辞》，连同托写的纸条让人带给了老先生。几年后，张充和回国探亲，在上海见到老先生，共叙友情。老先生说他喜爱胡适的书法，原有一幅，在“文革”中怕惹事焚毁了。听者有心，张回到美国将自己珍存的胡适的书法《贯酸斋的清江引》寄给了老先生。这样的东西该不该卖呢？愚以为，如果因生活所迫，卖了就卖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有点令人咋舌了。香港董桥先生在拍卖会上，见到张充和的字，将之拍下，又转赠给老先生，老先生居然也喜不自胜地收下。 　　 韩先生的批评涉及人格境界，是否属于“苛评”呢？韩先生有无必要用“伟人”的品质，来要求一介普通文人呢？在下不打算对此是非老账翻出来妄加评判。但我对很多媒体，把老先生吹得与“神”一般白璧无瑕，是有些不以为然的。无论是“苛责”，或是吹捧，其实都扭曲了该老本来的形象。就一普通文人嘛，读了一些书，写过几篇不错的文章，有必要抬到让人高山仰止的云雾中去么？ 　　诗人们，别再“闹腾”了 　　 作家方方在数年前发起并推动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举措，那就是“让诗歌艺术进入城市空间”。这么说，可能有点空洞;具体点，就是抓住武汉地铁刚刚启用的契机，征用地铁的广告牌，在原本发布广告的平台上，发布诗歌作品。这一举措的意义在于，让市民时时感受文学的存在，让文学融入市民生活。这项让温暖的诗意穿越城市的举措，为武汉赢得了诗意城市的美誉。 　　 笔者有幸被邀参加湖北作协等单位举办的第三届“公共空间诗歌朗诵会”。朗诵会就在地铁的一个文化角举行。活动本身很好，现场有许多市民参与。朗诵会上朗诵的都是新年度发布在地铁广告牌上的诗歌作品，都是新诗。有外省市诗人作品，也有部分本省诗人的作品。但据我现场观察，朗诵的效果并不好。问题出在哪里？愚以为那些诗，绝大多数不适合拿来朗诵，也不适合拿来发布到地铁广告牌上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