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教程解析.doc

分报告之一：对国有企业使命的评论 自清末洋务运动以来，国有企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论是“官办”、“官商合办”，还是“国有独资”、“股份制经营”，国有企业一直被认为肩负着各项重要使命。在当前的国资委体制下，国有企业的使命逐渐成为其存在必要性的主要理由，甚至为了达成这些使命，国有企业可以任意牺牲其它的国民利益。国有企业的这些使命概括起来包括六个方面，它们分别是：富国强兵、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国际竞争力、社会责任、执政基础。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以上使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需要全国人民共同为之奋斗。然而，将这些使命赋予国有企业的作法却值得商榷。不管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表现来看，还是从保证这些使命得以实现的机理来看，国有企业都难以担此大任。相反，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无所不在，全国人民在达成这些使命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困难与挫折。本文将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分析和评论国有企业为何难以达成这些使命，并且试图找出达成这些使命的真正出路。 一、“富国强兵”说 富国强兵是指使国家富足、兵力强大，国家在平时保持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战时具有卫国制敌的坚实基础。富国强兵的思想早在《管子》一书中就得到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以富民为前提”、“以农业为基础”、“采取政治、经济、军事相结合”的思想就是其主要内容。不论在传统农业社会还是在现代工商业社会，富国强兵总是统治者或国家执政者追求的目标。然而在这一目标的实现途径上，不同时代却有不同的理解。管子的富国强兵思想认为应当是民富先于国富、然后才是军事强大，“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治国》）。然而在现实当中，舍弃“民富”，直接通过“国富”实现“兵强”的做法却是比比皆是，其结果往往未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 1．清末的自强之路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国家是否应当参与重大经济活动的争论，把节俭仁慈的统治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以理想化的正统儒家思想历来对此持反对态度，而讲究实效的法家思想则主张积极干预的做法。然而在现实当中，这一争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国家控制的程度和性质上，而很少涉及到是否需要控制这一问题的本身。清政府的官员和学者对国家特权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迷信现代工业能产生财富、财富又能产生权力的思想，因而他们普遍认为现代工业绝不能落入私人企业家之手，只能在国家监督的范围内去提倡。这一时期的商人阶层也认同国家干预思想，因为他们认识到，对任何大规模的现代企业而言，特别是当它面对资金雄厚的外国企业竞争时，国家的倡导、支持和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清末的“自强”之路上，政府及其官员注定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发展现代工业的目标下，清政府官员依次实现了如下身份的转换：首先是监督者，继而成为经理，再成为投资者，最后有一部分官员当上了官僚企业主。 2．从“官办”到“官商合办” 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投资的官办制造局和造船厂由于直接关系到国防，所以没有寻求私人资本或交由私人办理。但是，当官方提倡者深入到以利润为主旨的广大工业领域时，“官办”模式难以有效运转，“官商合办”的形式应运而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并不是清政府有意要放开这些领域，而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将这些工业垄断在自己手中并将它们经营好。首先，尽管政府有很长的专卖经营历史，但这些领域主要局限在盐、铜、瓷器等，而茶、糖、谷物、纺织品、航运等绝大部分都是由私人经营。其次，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现代企业的专业管理和技术才能。再次，国力不允许大规模兴办现代大型企业。 1872年，李鸿章倡议建立了第一个非军事现代企业——轮船招商局。创建之初，李鸿章并不打算将轮船招商局办成政府垄断的企业，也不希望它成为完全的官办企业。为了寻求某种官商合办的形式，李鸿章给它取名为“官督商办”，既吸收商人提供的资本和管理技能，又保留了官员对企业的全面控制，甚至还借鉴了现代西方企业管理模式。通过采取与轮船招商局同样的组建与管理模式，李鸿章先后还创建了另外两家著名的企业——开平矿务局（1877年）和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这三家企业在治理结构上具有共同的特征：第一，它们全都由商人背景的管理者负责经营，尽管这些管理者全都捐纳了官衔或拥有半官方地位；第二，作为出资人和保护人代表的李鸿章，在保留对企业的控制权的同时，准许这些商人管理者拥有企业主般的自由经营权；第三，与传统的商号老板一样，这些政府股东并不对自己无权管理的事务进行干涉。李鸿章不仅保护这些企业免受官府的过分压榨，而且多次及时地动用官方资金为它们发放贷款，使这些企业获得了其它企业所不可企及的好处。 然而“官督商办”的模式并没有持续太久，由于几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过了不到10年的时间商人们的参与热情就已经衰减了。第一，现代工业的庞大资本和获取厚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