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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抒写的民族记忆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历史重要的一页，曾经用影像方式来关照这段历史的中国电影，成为民族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在塑造中国人的抗战记忆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八百壮士》《中华儿女》到《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中国抗战电影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史。救亡图存、民族灾难与伤痛、对英雄的歌颂一度成为抗战电影的主题，数量可观的作品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电影广阔宏图。 中国论文网 /7/view-7139893.htm 　　然而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八年抗战时期内中国电影人的创作却往往被现代人忽视。因此在抗战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让我们重新揭开那段电影史的面纱，再次去体认当时的中国电影人和中国人的真实面貌。 　　中国电影的历史与走向同国家命运一起，被抗日战争改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黄金时代陨落，取而代之的是错综复杂的电影生态。一条无比曲折、艰辛的电影道路就此展开。曾经以上海为中心的电影创作，由于国内局势的变化，逐渐分布到其他地方。战争割裂了领土，也分隔开了电影创作的不同阵地。国统区、租界区和根据地、沦陷区电影都崭露头角，鼓动抗战、宣传爱国和民族解放的电影实践不断涌现。 　　“九”和“一”事变，把在激烈商业竞争中的电影人集结起来。他们同仇敌忾，把高涨的抗日热情化为创作的动力。抗日这个崇高的历史使命一时间成为了最重要的关键词。新、旧电影公司拍摄了大量的新闻片和带有积极意义的电影作品，展现中国军民的爱国精神。与此同时，进步的电影人开始借鉴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苏联电影理论和作品成为当时电影拍摄的指导与样版，也成为发动电影文化运动的有力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 　　抗战电影不仅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电影文化运动的延续，更发展出民主救亡的鲜明特色。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国共两党的政治分歧，电影物资的匮乏和观众欣赏水品的参差不齐，都是此时中国电影面临的难题。然而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中国电影仍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成功的探索。战争背景下，“家”与“国”的命题，对个人与国家命运的思考从来没有如此重要地出现在中国电影的文化视野中。 　　一、 独特电影格局的形成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打响。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电影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不得不改变以往的电影传统。电影制片企业、电影人才甚至电影观众都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 　　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深刻改变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格局，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的繁荣景象很快被战争所带来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所取代。在抗战的8年里，中国电影经历了无比曲折的道路。抗战开始之后，电影创作不再局限于上海一地，而是逐渐向全国许多地区发展开去。战争形势的变化把中国分割为几个互相隔绝的地区，影片的创作也由于所处的地区不同而形成了几个相对独立发展的部分。使得这一时期的电影呈现为相当复杂的面貌。[1]虽然时局剧烈动荡，中国电影却在时代的苦难中逐渐走向成熟。 　　电影创作的基地和中心发生变化，上海作为电影创作中心的地位被动摇。同样，香港电影也在此时发生了重大转型。最终，在战争爆发时中国电影形成了大后方抗战电影、租借区商业电影、沦陷区日伪电影与根据地人民电影相伴而生的独特格局。[2] 　　传统的中国电影业的分布情况改变，直接影响了战后中国电影的产业分布和文化面貌。绝大多数的电影工作者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文化活动中。特别是在大后方，电影人实践着宣传抗战，激励群众的抗战电影、人民电影出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电影的侵略也随着战争的爆发而展开，满映株式会社的成立，成为标志性事件。它主要利用电影来传播和灌输殖民主义思想，不遗余力地毒害人民群众，同时，还利用经济的手段垄断华北电影的制片、放映和发行。 　　大部分电影工作者奔赴内地，参加武汉、重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电影和戏剧工作，一部分电影工作者转赴香港开展抗战电影制作；还有一部分电影工作者则继续留在上海，坚持“孤岛”时期的电影创作。另外，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也开始了电影工作。不过，延安地区的电影创作，主要是拍摄反映抗战内容和现实生活的纪录片。 　　二、 国统区文化抗战的前沿：《八百壮士》《中华儿女》 　　在国统区内，以中国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官办”影业主导了电影制作，这是之前中国电影史上所没出现过的情况。国统区的电影绝大部分是服务于民族战争的抗日宣传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和重庆，部分电影工作者继续创作。他们以拍摄抗战宣传故事片为主，用来揭露日寇的侵略罪行，动员全民族人民起来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其中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①和沈西苓编导的《中华儿女》②最为优秀，这两部影片不仅真实表现了人民英勇的抗战精神，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