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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规矩成方圆 纪律这个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提出来了。《左传·桓公二年》里记载：“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元朝大臣耶律楚材也讲到“兵行从纪律，敌溃自奔忙”，讲了纪律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古代还有“兵当先严纪律，设谋制胜之后”之说，认为纪律的重要性胜过一切。 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统一、确保党的路线贯彻落实的重要保证。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非常重视纪律建设。作为一个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党，没有严明的纪律作保证，就会失去战斗力，成为一盘散沙。邓小平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十八大《党章》指出：“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作为党员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有遵守纪律的修养。党的纪律是建立在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基础之上的，是对共产党员这个先进群体的特殊要求，具有高水准的规范作用。作为一名党员、党的干部，必须在国家法律以至厂规的规范内行事，一同时必须遵守觉的纪律。 党的纪律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各种党内规范的总称，是党组织和党员必遵守的行为准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将一事无成。”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指出，无产级政党在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斗争中，都必须有极严格的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共同奋斗目标、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纪律的有机整体。党的纪律一方面必须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通过广大党员干部的主动遵守来实现；另一方面又离不开强制性的作用，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纪律的特权，需要通过对党内违纪行为的严肃处理来维护。全党纪律严明，朝气蓬勃，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 党员干部都必须遵守党内各项规矩。无论职位高低、资历深浅，在党的纪律面前一律平等。有的人觉得纪律规定是给别人制定的，是远离自己的东西；遵守纪律也是别人的事情，“我”不必那么受约束。这实际上是缺少纪律修养的表现，等于自己弃守防线，让坏的东西乘虚而入。 在这方面，革命导师和领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有一次，列宁走进斯莫尔尼宫，新来的卫兵不认识列宁，要检查他的通行证。旁边有一个人对卫兵说：他是列宁同志，还要检查吗？列宁说：他做得对！并且掏出了通行证给卫兵看。还有一次列宁去理发，理发的地方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列宁就去排在最后面。别人争着请他先理，他都谢绝了。他说：“谢谢同志们，这样不好，制度是我们自己定的，我们就应当遵守” 延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到中央医院探访一二0师政委关向应。他们热烈地握手，轻轻地谈话。忽然窑洞的门推开，走进一位女护士：“同志，很对不起，病人需要安静，医生吩咐过了，不能会客。”毛泽东点着头说：“啊，对不住，我原来不知道医生有这个吩咐。”说着便站起来，安慰了病人告别了。后来，护士小刘得知刚才来的是毛泽东，敬佩地说：“毛主席这样严格遵守制度，又那样和气……” 延安时期以来特别是建国以后，国内外人士给毛泽东赠送了不计其数的礼品。只有极少数几件，如西哈努克亲王送的公文包，齐白石送的砚台，被毛泽东留作自用外，其余一切都照章交公并造表注册。 刘少奇坚持遵守制度，严于律己，从不特殊。他的孩子们上学、买东西、逛公园，从没使用过公用车，更不用说使用他的专车了。为了给孩子们作榜样，一次，刘少奇去西单长安戏院看戏，他不坐车，而是从中南海走去的。1961年王光美生潇潇的时候，工作人员认为可以用刘少奇的专车接她出院。可是，刘少奇坚决不同意，工作只好用公用车去接，并按规定付了打车费。 香港的自由度较高，但对人们的纪律、法律的约束并不少。当年董建华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带头遵纪守法。他在家产申报表第3页的礼物申报表中，坦诚地申报了有关人士赠送的“两支英雄金笔”、“《邓小平影集》珍藏本”等礼物。至于他自己希望保留的礼品，将会根据库物属的估价付款购买，其收益也赠给慈善机构。 如此约束自己，是不是没有自由了？从表面看，二者是不相容的：受约束就没有自由；一讲自由，就不应受约束。实际上二者谁也离不开谁。邓小平强调：“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画圆离不开规，画方少不了矩，规和矩好像是对画圆画方行动的约束。但实际上，有了规和矩才能画圆就圆，画方就方。纪律和自由的关系也是如此。有了纪律，才能使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快活。不遵守纪律就会添乱，人们就会失去自由和快活。如果工厂没有纪律约束，就连起码的人身安全都不住。如果马路交通没有“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