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与秦孝公.docVIP

商鞅和秦孝公商鞅和秦孝公的会面，是两位野心家的会晤。秦孝公渠梁自不必说了。他21岁继位，励精图治，奋力强秦，是一位并不多见的“事业型”君王。他刚登基不久就马上“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第二年就获得“天子致胙” 的政治待遇，可以说已经恢复了秦穆公时代的国际政治地位。下面我们会谈到，秦孝公接连见了商鞅四次。对于一个宦官推荐来的魏国家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孩子，孝公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耐心，就足以表明他的志向决不只是谋强图霸，偏于一隅，而是“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而商鞅，也不是泛泛之辈，推销自己的智力和才学，成了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他的家乡本在卫国。卫国，我们前面不止一次提到，文化氛围较为浓厚，是著名的温柔乡。而商鞅本人，出身也并不低贱。《史记》中记载：“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所谓“诸庶孽公子”，指的则是庶出的公子。按照当时的宗法，嫡长子拥有父辈的继承权，其他庶子则不可能都享受到很多父辈的荫庇。他们虽然得不到太多的实际利益，但政治待遇还是有的。如果目标仅仅是锦衣美食和妻妾美女，大可不必跑到魏国给公叔痤去当个小秘书。更没有必要跑到偏僻的秦国来待上一年多，然后通过一个宦官来三番五次地求见孝公渠梁。 从商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三晋人士功利色彩之外的另一面，那就是执著精神。而这种执著，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不是简单地谋求功名利禄。上面我们谈到的吴起，一生都在寻找施展自身才华的平台。他尽管有时候朝三暮四，但却又是迫不得已。如果仅仅是为了谋求一个好名声，做个小官，衣食无忧，何必千辛万苦、百折不挠地去推行变法？难道他不知道明哲保身的道理？难道他不知道改革会得罪人，有时候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肯定知道。但他还是执著地去做了，即使到临死一刻，还借楚王的尸体消灭了阻挠改革的王族贵胄的顽固势力。商鞅也是如此，一生都在追求自我实现，而秦孝公给了他这个平台，他就义无反顾地走了下去。后来，商鞅为了推行新法，竟然处罚了太子的老师。难道他不知道得罪了太子的老师就等于得罪了太子，而得罪了太子就相当于得罪了未来秦国的一把手？如果过于算计个人的得失和荣辱，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所以说，对三晋人士，我们应该从正反两方面去看，而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简单化地给出评价。 我们还是书归正传。我们还是继续说秦孝公和商鞅的会晤。秦孝公和商鞅虽然都是野心家，但他们初次见面的谈话并不融洽。因为，他们不但是野心家，还都是现实主义者。 商鞅见孝公，可谓土鸡见凤凰，是百事不遇的良好机会。如果能投其所好，一举成功，就万事大吉了。按说，此时的商鞅，应该拿出自己的绝活，一下子说到孝公的心坎里。但是，商鞅并没有这么做。他一见孝公，竟然向孝公说起了“帝道”。所谓帝道，就是尧舜之道，那是部落联盟时期的制度和理想。这种说教，不过是拿古人说事，四平八稳的老生常谈，里面全是些听起来很正统、无懈可击，但事实上却很无用的废话。就像今天某些政府官员的讲话，长篇大论地讲了半天，里面一个都没有。比如说，秦国之有渠梁和当年夏之有启、商之有武丁一样重要，秦国有了您，是社稷之幸，百姓之福等等。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戴高帽，拍马屁。 这样的一个开场白，不仅让孝公大失所望，而且勃然大怒。因为此时的孝公，励精图治，追求的是富国强兵的丰功伟业，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听别人给他上政治课。《史记》中形象地记载了这一细节：这边是商鞅滔滔不绝地说，涂抹星子乱飞，那边的孝公却是“时时睡”，竟然都快睡着了。他训斥景监：“你就给我引荐这样的人吗？这样的人能用吗？”（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随即，秦孝公就把商鞅赶出了会客室。 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商鞅傻了吗？帝王之道，早已经成了远古的图腾和当世人尘封的记忆，就连东方的诸侯国都未必听得进去，何况是以耕战立国的秦国！其中的利害，难道他并没有察觉？ 非也。如果这样认为商鞅，就大错特错了。商鞅在这里玩弄的是游说中的技巧，目的是为了探听秦孝公的口风和真实意图。游说和打仗一样，是一门艺术。真正的游说高手，在面对游说对象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在不暴露自己真实意图的情况下，探听出对方的真实意图。唯有知己知彼，才能有的放矢，百说不殆。正如《鬼谷子》中所说的：“圣人守司其门户，审察其先后，度权量能，校其伎巧短长。”只有先守住自己“门户”，打开别人的门户，才能真正做到相时而动，顺势而行，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机，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出不同的游说方案；并在游说的过程中，依照对方的反应而做出合理的调整：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何事应该明说，何事应该暗说；对谁应该晓之以礼，侃侃而谈，甚至耸人听闻，大说特说；对谁应该动之以情，娓娓倾诉，甚至苦苦相求，似说非说……其结果，便是大惊大喜，大开大合，阴阳无常，变化莫测；其结果，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