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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变迁视角下的农村合作机制创新路径分析 内容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步，社会资本依次表现为关系资本、制度资本、品牌资本，三者是递进关系。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总体特征是以关系资本为主导，关系资本在社会资本构成中过密化，制度资本不足，品牌资本贫乏，导致机会主义盛行，合作难以持久。因此，建立农村新合作机制，必须加强契约与监督等各项规范制度建设，通过法制化建设巩固合作参与者的主体性，发挥地方政府优势，妥善处理农民经济理性内部矛盾。 关键词：社会资本 农村合作制度 路径 社会资本变迁的形态与规律 社会资本的形态是不断演化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资本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呈现出不同的结构。随着市场经济的进步，社会资本依次表现为关系资本、制度资本、品牌资本。这三种资本形态反映了一种递进关系。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三者在社会资本存量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之中，是一种以信任、合作、秩序、规则为核心要素的非实物形态的资源，是一种支配其它资源的权力与能力。这一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网络，既包含一系列以家庭、伦理、宗教为秩序的私人关系和非正式制度，也包含以各类市场制度、法律框架、社会契约为秩序的正式制度。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非正式制度与私人关系发挥更主要的作用，这时，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关系资本。因此，在这一阶段，关系资本在社会资本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期，正式制度发挥更大作用，这时社会资本更多表现为制度资本。制度资本在社会资本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较大。 当关系资本占主导地位时，具有认知而非制度的基础，亲缘、血缘、地域等关系是比较凸显的市场交易活动得以开展的动力，人们相互之间最依赖的有效资源是私人关系和熟人关系，信任的对象是个人。而在陌生人之间则难以建立起信任关系。当制度资本起主导作用时，企业制度、行业规范、契约法规的作用比较凸显，这时人们最依赖的资源是制度与法律，信任的对象是企业或其它集体组织。 品牌资本是社会资本的最高级发展形式，是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符号象征与可让渡形式（达斯古普特、撒拉格尔丁，2005）。撒拉格尔丁认为，品牌代表了一种复杂的多维度的社会关系，既代表了一种基于共同认识度的协商机制，代表了一种以合作、信任、法律规范为核心的关系网络，也代表一种以忠诚、承诺为核心的社会声誉关系，即商誉，正是在厂商的承诺与顾客的忠诚两种不同维度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起品牌。因此，品牌资本是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竞争进入高级阶段的表征。 当品牌资本起主导作用时，人们在商业社会关系中所信任的重要对象是品牌。此时，品牌就是市场主体信用的文化符号，是抽象的意念表达。因此，在商业社会，如何通过社会资本的网络性以及以信任为特征的基本关系来构建知名品牌是市场竞争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前农村合作经济中社会资本的现状 当前，在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如农户加农户形成合作组，或农户加能人组成合作社，或农户加企业结成合作联盟。但是，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却是不成熟的。主要表现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纠纷频发，导致难以持续发展。究其原因在于，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总体特征是以关系资本为主导，关系资本在社会资本构成中配置过密化，制度资本不足，品牌资本贫乏。这使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或合作制企业的存在范围表现出狭隘性。合作关系多只发生于同村同族或亲友邻里等关系较好的农户之间；即便是熟人之间，合作关系也是不固定的、临时性的。信任关系建立的不易，决定了一些合作者的合作关系难以持久。而在非同乡、非同族的陌生人之间，合作的机会主义盛行，违反契约的诚信事件时有发生。 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当农村社会资本存量中的关系资本过密时，中国民间契约制度的供给必然严重缺乏，信任关系只存在于熟人之间，而在陌生人之间缺乏普遍的信任。在这种环境下，个人理性广泛存在，但社会理性普遍欠缺，个人理性必然会诱导个人产生机会主义的天性，作出机会主义选择。这一点可辅之以简单的博弈模型加以说明。假设市场上只有甲和乙两个交易主体，每个交易主体的策略选择有两种：诚信和失信，并获得相应的支付。建立如图1所示支付矩阵。可以看出，失信是双方的最优均衡选择，是个人理性的正常反映。 以合作经济中的换工为例，其实质是有价劳动的延期互换，必定有其中一方先支付劳动，另一方延期支付，从而双方形成债权关系与信用关系。在小农社会的陌生人之间，由于信息不畅，获取信息的成本较高，交易成本也较高，出自对未来预期的担忧，任何一方都不愿意先支付劳动，换工则难以达成，因此，民间合作的换工多只发生在基于血缘、姻缘、地缘的熟人之间。这一点反映了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的特征。说明当前农村的合作仍然是一张传统的民间合作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