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改革与追寻教育中国梦要点.docVIP

重启改革与追寻教育中国梦 　 最近有两个词语在官方和民间几乎同时走红，一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最近出版的《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中提出的“重启改革”，一是中共新一届领导人走马上任后提出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实现必得“重启改革”，二者的关系不言而喻，教育亦复如是。“文革”后教育改革磕磕碰碰，经历艰辛，但诸多根本性的问题如教育公平问题、德育转型问题、应试教育问题、教育行政化问题、教育家办学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有的甚至愈演愈烈，而曾经的教育梦想却在不断褪色，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急功近利，自欺欺人，成为当下教育的普遍病症。中国教育，借用吴敬琏先生的话讲，“再度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 　　教育，需要重启改革，需要追寻五彩缤纷的教育中国梦！ 　　一梦：呼唤新启蒙 　　启蒙是教育的根本使命。康德关于“启蒙”的说法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启蒙就是人类从他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摆脱出来，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理性能帮助我们走出蒙昧或愚昧的幽暗洞穴，似乎是确凿无疑的。但孩子们断文识字，知书达礼，获得许多科学的知识、智能、技术、规范等理性经验，学习、生活乃至成人后的工作讲究效率，业绩显赫，所有这些，能保证他们彻底摆脱愚昧吗？唯唯，否否。理性（特别是科学）曾是刺死上帝信仰的一把利刃，但它也曾是纳粹用来研究杀人的武器，如果我们把理性看得无所不能，不是反而把理性“宗教化”、“意识形态化”，结果又陷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迷信或愚昧吗？歌德在《浮士德》里直指“理性一再成为胡闹，欣慰一再成为烦恼”，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再说，理性能开启蒙昧，难道感性、情感就不能？以赛亚·伯林早就提醒我们，浪漫主义追求的个人情感、自由、幸福等等，也是启蒙的一部分，以理性启蒙为己任的康德认为避苦趋乐追求感性快乐的幸福是人的动物属性，因人而异，缺乏普遍性，所以教育应当以培育理性为使命。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所有期望都指向幸福。”（《纯粹理性批判》）还有，理性启蒙明显地有一个渐渐世俗化、工具化的进程，科学变成技术，技术变成产品，产品变成财富，而且其间的转化周期越来越短，速率越来越高，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效率、效益、效能成为整个现代化社会的普世价值，横决天下，传统社会信奉的生存价值、意义、悲天悯人、田园牧歌、诗意栖居、高贵旨趣、形上追求、终极关切等等，与现代渐行渐远，但所有这些却是理性无法拒斥得了的，人类世界永远有理性不能企及的领域。哈佛大学的校徽，在哈佛铜像的左面，上面有三本书，其中两本是打开的，有一本却是合上的，它给世人的启示是：有一些智慧永远不能从理性知识中获得。启蒙（enlightenment）原是一种光芒的“照耀”，让人们走向光亮，但诚如一位哲人所言，在绝对的光明中，就像在绝对的黑暗中一样，是什么也看不见的。把理性、现代性（化）绝对化，反而给蒙昧卷土重来以可乘之机。 　　所以，哈贝马斯说“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具有深刻的启示性。我们需要理性的启蒙，也需要一种更完备的新启蒙。新启蒙是五四启蒙的延续，又是它的发展，它不再单纯是理性的运用，而是要把理性与情感、肉身与灵魂、知识与信仰、现代和传统、科学与人文等等进行更融洽、契合的设计和处置，以避免过份理性化、现代化带来人类生存的巨大危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古典精神（包括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文化缔造的古典精神）在更高阶梯上的回归、转换与重建，只有这样，现代化（包括教育的现代化）才不会失去它的根底，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复兴”才有机会和可能。 　　二梦：缔造儿童的世纪 　　上个世纪初，被称为瑞典“智慧女神”的爱伦·凯曾出版《儿童的世纪》，期盼20世纪成为“儿童的世纪”，20世纪对于儿童的关注当然是空前的，儿童权益保护、儿童科学发展、儿童文学繁荣、儿童教育运动等等，可谓业绩昭彰，但要说20世纪就是儿童的世纪还为时尚早，21世纪仍然肩负解放儿童的神圣使命。 　　在我国，还有难以计数的孤儿、残疾儿童、艾滋儿童、流浪儿童、留守儿童、失学儿童、遭受家庭暴力和受拐卖的儿童。毒奶粉事件、疫苗乱相、血铅中毒、童工问题、儿童性早熟、三聚氰胺与“结石宝宝”风波、济宁医院抛弃婴儿事件、层出不穷的校园暴力事件，以及危害更甚的成人文化不设防、无分级，走火入魔的应试教育、工具理性教育，如此等等，让人心如刀绞。最近在网上热炒的一位音乐家的未成年子女涉嫌参与轮奸事件则从另一个维度彰显了中国儿童的境况。轮奸如属实，必定要治罪，但导致此事件火爆冲天的媒体人和围观者也许不明白，只要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就理应受到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白纸黑字写着：“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