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和他的作品.docVIP

许地山和他的作品 花生是生长在泥土里的，并不好看。剥了壳子吃起来，相香，好吃，可以做成多种食品，还可以制油。一九二一年和一大二二年许地山开始写小说和散文，发表时他以落华生作为笔名。《小说月报》十三卷四月号起陆续刊载的他的《空山灵雨》，其中有一篇散文，题名《落花生》，它说，花生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作者如此赞美落花生，对落花生这种质朴的爱好以及评语，恰如是他对自己一生治学处世的基本态度的自我鉴定。 少年·“许真人” ·教授 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四日许地山出生于台湾，是许家的第四个儿子，名赞堃，字地山。这一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甲午战败后，清廷割让台湾，台湾人民爆发了民族革命，许地山的父亲许南英（进士出身），担任筹防局统领据守台南；台南陷落后，遂携带全家渡海迁移福建龙溪（即漳州）。这一年是一八九五年，许地山还不满三岁。后来他的父亲在广东阳江等地做县知事，许地山即随父亲在广东读书，先是攻读于私塾，十八岁毕业于随宦中学。一九一二年十九岁上因家境衰落，不得不自立谋生，进入福建省漳州第二师范做教员。一九一三年出国去缅甸仰光中学任教，在那里工作三年。一九一六年回国任漳州华英学校教员。一九一七年赴北京至燕京大学学习。 许地山幼年生长于一个台湾爱国者的家庭，读经史，习孔孟，受的是诗书传家的封建教育。少年时期又适逢辛亥革命，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他既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世家子弟，也不是具有一般维新思想企图任重致远的青年，他有他的性格。他初入燕京大学时被同学们视为怪人，看做傻子。有人说许地山是怪人，其怪有三：天天练习写钟鼎文（其实是写梵文），此其一怪；每日总是穿着下缘毛边的灰布大褂，不理发，头发留得很长，二怪也；三怪是吃窝头（那时华北闹旱灾，学生每周吃三次窝头）不吃菜而蘸糖。这样的一位怪模怪样的学生，又长着一副紫膛面孔，嘴巴老像是开口笑着，岂不怪吗？如若不怪，那就是傻子了。这副长相是曾经饱读诗书的秀才吗？这身打扮像是出海住过外国的学子吗？正因为如此，初进燕大时大家看不惯他，他也只好独来独往，落落寡合。同学们赠给了他一个外号，叫他“许真人”。现象不可能长久掩盖本质，学生们过的是集体生活，逐渐地同学们对他熟悉起来。和他接触后，才知道他会说厦门话、广州话、北京话，懂得英文、德文、梵文等多种外国文字；待人和蔼，总是满面春风乐呵呵的；并且很有文才，时常替同学改对联，撰文稿。不久，他就和一些同学交上了知心朋友，人家也不觉得他的傻气和怪气了。一九二0年毕业于燕大，得文学士学位，接着又入燕大宗教学院学习。 他在校刻苦学习，勤奋读书，可是他不选国文课，他说“我瞧不起这里的国文”，话虽说得近乎狂妄，实际上当时教国文的几位老夫子确实十分陈腐迂阔，说不上真才实学。除文学院和宗教学院的课程外，他还挤时间学习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和研读历史考据等资料。他也并非绝对埋首于故纸堆中不问国是，一九一九年为了反对曹汝霖、章宗祥等的卖国行为，他曾参加五四运动游行示威的先锋行列，他和广大青年一起猛烈地向传统的旧礼教开火，他向往的是一个实行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一九二O年，他和郑振锋、瞿秋白、瞿世英、耿济之等合编了一种刊物《新社会旬刊》，这是一种谈青年修养、介绍科学知识，和讨论社会革命宣传反帝反封建的刊物。许地山当时为刊物写过一些文章。有人（案是白序之，在一九四一年二十八期《燕京新闻·副叶》上作《悲哀的回忆》一文所述）记得他发表过一篇文章，是讲丘八为什么强奸的问题，全文似乎满篇痛骂丘八，可是他还从生理、心理上来分析问题，许地山决非原恕这种暴行，此文之例不过说明他有独特的见解，认为很多社会现象和残忍行为必须追根溯源，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一九二0年北京筹备成立文学研究会，许地山是发起人之一。一九二一年在燕京大学内也成立了文学研究会，除许地山外，还有富汝培、熊佛西、谢婉莹、凌瑞棠（叔华）等人。当时他们对泰戈尔的作品极感兴趣，在许地山主持下，曾邀徐志摩来北京专门谈论泰戈尔的生平。此后他还参加其他一些课外活动，如当时中国影片很少，放映外国影片时，无字幕翻译，电影公司经常约请燕大学生在银幕放映时，一边看一边详述，许地山的讲解生动活泼，很受观众欢迎。 一九二二年他毕业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得神学士学位，暂留燕大任助理。一九二三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印度哲学和宗教比较学，一九二四年得文学硕士学位。是年离美赴英，进入牛津大学研究院，除研究宗教史外，还研究印度宗教、哲学、土俗学及人类学；除继续研习梵文外，还学习希腊文。一九二六年又获得牛津的文学学士学位。回国时途经印度作过短期勾留。同年十月口国。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任燕京大学助教和平民大学教员，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O年在燕大文学院和宗教学院任副教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