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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文学 第四单元  中国当代女性的文学创作 第十讲 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时期的女性创作 性别意识的萎缩与消解 革命历史的温情回顾 一、性别意识的萎缩与消解 1、“男女都一样”的神话想象：“男女都一样”既是对性别歧视的颠覆，也意味着对两性之间差异的抹煞与取消，同时是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群体的否认。 2、家庭观念的改写：在女作家笔下，所有被颂扬的女性，无论年龄、职业、教育程度有多大悬殊，都有着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做出贡献的革命激情，陶醉在“主人翁”的社会性角色中，积极而主动地将自我改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颗螺丝钉”。 二、革命历史的温情回顾 1、成长中的置换与重构——《青春之歌》是知识分子经过磨练与改造、走向革命的一个范本,凸显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的强烈诉求。 2、战火中的插曲与温情——《百合花》：战争生活中的个体生命体验，清新柔美，别有韵味。 3、怀旧中的忧伤与诉说——《红豆》：揭示了在爱情与政治信仰发生冲突时人生抉择的主题。 杨沫 （1914～1995） 原名杨成业，曾用名杨君默、杨默、杨慧梅等。原籍湖南湘阴，生于北京。1928年入北京温泉女子中学读书，因家庭破产而失学，曾任小学教员、书店店员。1934年在《黑白》上发表处女作。抗战爆发后，在晋察冀边区做妇女工作和报刊编辑工作。1952年起先后担任中央电影局剧本创编室、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1963年起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任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文联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青春之歌》等。 茹志鹃 （1925～1998） 曾用笔名阿如、初旭。原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3岁时亡母，幼年随祖母做手工活为生。1938年祖母逝世，曾被送入上海基督会所办的孤儿院。后经补习插班入浙江武康中学。1944年随兄参加新四军。1955年转业到上海，任《文艺月报》编辑。1958年发表短篇小说《百合花》。 “文革”中创作中断。1977年重新开始创作。写有对历史现实进行反思、批判极左路线的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 宗璞 （1928~ ） 原名冯钟璞，祖籍河南唐河，生于北京。乃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幼承家学，就读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小学校。抗战爆发，随父赴昆明，就读西南联大附属中学。1945年回北京。1946年入南开大学外文系，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曾就职于中国文联及编辑部工作。 主要作品：小说《红豆》《弦上的梦》，系列长篇《野葫芦引》（《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等。 原名刘清莲。女。山东夏津人。中共党员。1939年参加革命， 1951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入东北鲁艺学习，次年进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历任中国作协武汉分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河北省文联、中国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 著有小说集《春大姐》《长长的流水》《英雄的乐章》、《刘真短篇小说选》等，散文集《山刺玫》，报告文学集《西天取宝记》，故事集《红围巾的旅行——彭总的故事》《参天的大树——彭德怀的故事》，1977年后发表了《知耕鸟》《黑旗》《婚礼》等中短篇小说，在海外发表回忆录《回首再望》《我在文坛三十七年》，中篇小说《神农架的日本少女》及随笔、散文多篇。 刘真 （1930～ ） 1966年到1976年的 “文革”十年是整个文学荒漠化的灾难季节，极左政治的写作环境不仅窒息了作家的思想，也扼杀了艺术生命。那些在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女作家，那些从战火硝烟中走进新中国的文学女性，那些建国后跨入文坛的新秀，几乎全部被政治运动的浪潮所吞没，或被迫辍笔。 在“文革”时期的样板戏里，女性英雄人物成了符号的化身。她们的阶级身份、政治身份远远大于性别身份。她们从外貌到内心都如男人一般样粗砺、坚硬。这些“雄性化”的独身英雄，实际上是被抽空了女性内在精神的男性主导话语的替代品。十年浩劫期间，如果说中国的男性长久地体验着作为主体的“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失落，那么中国的女性所体味的，则是“人”与“女人”双重的失落。囚笼之内封闭式的话语机制，不仅限制了言说的自由，也导致创造力的枯竭，淘空了女性个人生命的体验。 拓展阅读 萧红　《生死场》、《呼兰河传》，《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8。 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张爱玲文集》第2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丁玲　《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短篇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三八节有感》，《丁玲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苏青　《结婚十年》，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草明　《原动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 陈学昭《工作着是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