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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至治理想与广义善因论 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杜长征 内容摘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司马迁以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为指引，辞微而指博地阐述了“善而因之”的治国理论。广义善因论主张在经济领域自由放任，在社会领域因俗简礼，是市场调节和风俗调节思想在至治理想下的统一。两种调节方式的指向一致，但是相互的制衡是缺失的。面对因俗简礼的局限性，司马迁又赞同移俗，幻想封建政权实行仁政。然而他却因此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客观上第一次提出并初步考察了在封建专制条件下顺利发展商品经济的可能性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司马迁 至治 善而因之 风俗 仁政 一、与时迁移的至治理想 在学术界，有一个虽然没有多少争议，但却需要好好讨论的问题，即《史记·货殖列传》为什么要在开篇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里引之是为了斥之，明代杨慎之和近代梁启超皆持此论。李埏则细心地指出，《货殖列传》的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一部分，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他认为，司马迁对引用的这段话是十分看重的，所以紧接着说“必用此为务！”断句当如此。这种看法突破了传统的成见，但是没有进一步分析至治理想的内涵及其在司马迁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残余，实现了深得道家思想精髓的“与时迁移”。司马迁对老子的表述是有所取，亦有所舍的。传统的批判说与前引的推崇说都有失偏颇：前者不符合司马迁对待道家思想一贯敬重的态度；后者也有问题，似乎没有注意道家思想本身也在变，已经由先秦宣扬上下都无为的老子思想，发展到汉初只要求上无为，而不要求下无为的黄老之学，因而没有考察司马迁至治理想的时代性和进步性。 新的至治理想包含了以下内容：①“民各甘其食，美其服”是物质上的自感满足；②“安其俗”是精神上的自由；③“乐其业”是生产交换上的自主；④“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是社会交往上的自在，强调没有战乱之类的干扰，并不是某些学者附会的小国寡民观念。总的来看，其核心是自然秩序和社会和谐，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理想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老子原话中“使民”如何其实是达到至治的手段，司马迁不引用这一部分正表明了他彻底的演进主义主张，不排除每一种具体发展模式的可能性, 空想色彩也就淡得多。与“至治”两字相比，“至治之极”的表述强调了至治也有水平和阶段之分。在他心目中，这种理想的较低水平或者说初级阶段，似乎就是文帝时代的和乐景象：“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是统摄性和指引性的。他对孔子著的《春秋》赞誉有加：“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而他本人正是以孔子卒五百年后的一代文化领袖自我期许的。他著《史记》也是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即通过历史研究，寻求“我有以治天下”的至治之道。他不但从重大历史变迁中“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而且分析一般社会生活都或明或暗地落脚于一个“治”字。可以说，他的整个思想体系都是为至治这个宏旨服务的，经济思想也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不与至治理想结合起来思考，就很难完整地理解和把握他的经济思想。《货殖列传》开篇就悬至治为鹄的，深意当在于此。 二、善者因之与对涂民耳目诸说的批判 以至治为鹄的，司马迁随后提出和论证了“善者因之”的治国理论。他指出，虞夏以来，统治阶级追求生活享受，“使俗之渐民久矣”，不可改变。“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此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著名的善因论。“善者因之”与至治有什么关系呢？司马迁认为，至治的前提是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必须创造出充足丰富的产品才能满足之。他在《律书》中实际上已经指出，“天下殷富”是和乐景象的前提条件。他在《平准书》中又指出，“汉兴七十馀年之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後绌耻辱焉”，即社会文明程度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升。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来看，善因论是实现其至治理想的无可替代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