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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黑树林地区制度变迁研究 　　摘 要：笔者对黑树林地区围绕水资源利用产生的长期的纠纷以及黑树林地区目前出现的新变化进行了跟踪研究。本文将制度变迁理论与黑森林地区的个案分析相结合并得出相应的启示：从制度变迁来看，当公共资源不能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时，一是要适时进行制度安排的创新，改革不合理机制；二是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当地经济；三是加强公共物品供给。社会制度变迁对该地区公共资源使用权的索取、民族团结和地区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该地区的制度变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结果。 　　关键词：黑树林；制度变迁 　　1.引言 　　黑树林地区的纠纷还得从清朝说起。早前，段氏家族迁徙到螺狮寨，由于需要水资源灌溉耕地，于是向官方申请开挖沟渠，但是当地原住民并不答应。纠纷最后，双方以致企图用武力来解决存在的纠纷。由于该地区水资源匮乏，农业是唯一生产部门，加上民族杂居，行政划分为不同行政县，各族群在农忙时节为了争夺水资源便极容易发生纠纷。到新中国成立，党和政府对黑树林地区采取了与内地同步、缓冲、和平协商等三种不同的政策，完成了当地的土地改革。但是围绕水资源的纠纷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光在1952年到1992年期间就发生了数十起大规模的集体性械斗事件。由于这一地区属于民族聚居区，普通的民事纠纷也迅速成为了民族热点问题。到了1988年，云南省委、政府专门为解决黑树林地区问题，成立了云南省民委民族工作队，并修建了一座水库以增加水资源供给，由此成为了矛盾转折点，但是纠纷还时常发生。直到1992年我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才慢慢得到缓解、平息，并最终化干戈为玉帛为玉帛。 　　2.从生死决斗到和睦相处：一个制度变迁的结果 　　黑树林地区群体间对公共资源使用权索取的历史纠纷问题，制度因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制度是一种要求组织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或行为规范。在制度经济学中，凡勃伦认为制度是种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康芒斯则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约束规则。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行为规则、道德、伦理规范等，它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政策法则，比如政治规则、经济规则。非正式制度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无意识的行为约束，比如道德、伦理、风俗习惯。萨缪尔森则把制度当作公共产品。制度安排是支配者人们之间合作与竞争的关系的一套行为准则，它可以是正规的，也可以是非正规的。卢现祥认为，制度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社会信息总是不对称的，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需要依靠制度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式。[1] 　　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制度变迁是一种高效的制度替代一种低效的制度的过程。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有效的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2]制度变迁可以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国家主导的，依靠行政命令和法律手段实现的制度变迁模式。而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于个人或社会团体响应获利机会而自发组织实行的制度变迁模式。 　　对黑树林地区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从民族学、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胡忠文分析当地人过去和现在的观念变化认为，黑树林地区的纠纷“最主要是贫穷和人的素质低”。[3]杨剑波认为，传统社会村社组织有着明显的习惯区域，部分资源谁先使用谁拥有，当地人按着传统的习惯去做，才导致矛盾。[4]蔡立雄和何炼成认为，从理论上看，有效率的制度变迁主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农村社会的发展应该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模式。[5] 　　黑树林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安排。在农业社会中，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自然资源的供求失衡和人与生态之间的失衡，必然会反映在人与人之间的纠纷。黑树林地区的纠纷，归根结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产业结构单一。该地区属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成为大家的生存基础。因而，农民相当重视水资源、土地资源等问题。第二，农村人口的迅速增长。一定区域内的人口增长超过了生产要素的增长，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些人口有围绕农业生计争夺着有限的资源。第三，人与自然资源的失衡。 　　我们调查发现，黑树林地区问题的根本性转变发生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当地的新变化主要有：第一，政府部门增大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兴修水利工程、通信工程、交通道路、农贸市场等。第二，发展当地教育、卫生事业。第三，当地人逐渐引入农业新品种，人口转移到城市和其他部门。比如搞运输、开门店、进城务工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的国家层面的制度供给――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然而，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是单向性的。在强制性制度变迁条件下，人们逐渐把农产品投向市场进行交换，或者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服务部门，人们不仅收入得到了增加，农村生存环境也得到了改善。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