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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高龄二胎产妇对上海市妇幼医疗资源压力的研究 　　摘 要 上海市“单独两孩”政策正式实施也已近半年，因此产生的新增再生育批准量也已近万。可预期的新生儿量也将占到上海市年总量的10%以上，其中高龄（35周岁以上）二胎产妇将占到较大比例，对近年来本已面临很大压力的上海市医疗资源，势必雪上加霜。本文以自建的简单线性模型为视角，分析因“单独两孩”政策产生的新增高龄二胎产妇给上海市医疗资源带来的压力。 　　关键词 单独两孩 简单线性模型 高龄二胎产妇 医疗资源压力 　　一、因“单独两孩”政策所新增的高龄二胎产妇会对上海市医疗资源造成何种压力 　　独生子女政策实行30多年来效果显著，197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3.43‰，自然增长率25.83‰，到200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6.01‰。[1]然而，这也导致我国劳动力逐渐不足，同时老龄化问题逐步凸显。1982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7.5%，2014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4.3%，且2000年以来老龄化年增速在3%，80岁以上的增速更达到5%。[2]有鉴于此，在20世纪末开始，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宽。2014年2月25日，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决定从今年3月1日起实施单独两孩政策。 　　上海市“单独两孩”政策的具体适用范围：一是双方均为上海市户籍，并且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二是一方为上海市户籍、另一方为非上海市户籍，并且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独生子女是指：夫妻生育或合法收养的唯一子女，即没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或曾有兄弟姐妹但兄弟姐妹均于生育子女前死亡。[3]从政策适用范围上不难看出，其针对的是夫妻双方至少一方为上海户籍的人群。此政策应可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上海市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多年来几乎均为负数的状况（仅2012年为0.26‰）。[4] 　　然而此政策同时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不少单独家庭会计划生第二个孩子，而这部分家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35岁以上的高龄妇女，本文中称为高龄二胎产妇。而其带来的疤痕子宫再生育的风险，会增加妊娠合并症与并发症的发生，对产前咨询，产前筛查与诊断技术以及完善对高危孕产妇的管理与救治等方面的种种要求，[5]必然导致对上海市本就较为紧张的妇幼医疗资源的挤占。 　　本文要研究的是此政策所新增的高龄二胎产妇对上海市妇幼医疗资源究竟会造成何种压力。 　　二、简单线性模型的设计和解读 　　为研究因“单独两孩”政策新增的高龄二胎产妇对上海市妇幼医疗资源所产生的影响，笔者在一般线性模型[6]Y=Xβ+e的基础上建立了如下的简单线性模型：令上海市与产妇有关的妇幼医疗资源总体压力为Y；令上海市每年因“单独两孩”政策新增的高龄二胎产妇数量为X；令每个新增的高龄二胎产妇所需进行的体检、住院观察等等各种使用妇幼医疗资源的综合均值为β；令其他产妇所需占用的妇幼医疗资源为e。 　　（1）简单线性模型的参数定义。在这里，笔者将一般线性模型中Y简化为受各类产妇所影响的上海市妇幼医疗资源总压力，将X简化为新增的高龄二胎产妇数量，将β简化为新增高龄二胎产妇的人均妇幼医疗资源占用值，将e简化为其他所占用的妇幼医疗资源（本文分析时暂且将其视为一个常数）。 　　（2）简单线性模型的参数变量解析。e虽然作为一个变量，但因其所代表的对象群体不在研究范围内，故视为常数。X受该年龄段的妇女总数变化情况；有“两孩”期望的群体比例；申请并通过再生育审批情况等多种因素影响，文中将使用现有数据及理性预期来估计其量值。β将简化为与其他产妇人均妇幼医疗资源占用值的比，即令β=at，其中a为其他产妇人均妇幼医疗资源占用值，t为比值。因此，Y=Xβ+e化为Y=Xat+e。其中e在忽略误差的情况下，可写作e=aZ，其中Z为其他产妇人数。 　　三、基于简单线性模型的“单独两孩”政策效果分析 　　模型直观地将“单独两孩”这一新政策可能新增的高龄二胎产妇与上海市妇幼医疗资源压力之间进行了有机联系。同时，上海市的妇幼医疗资源总压力确实与产妇，尤其是高龄产妇的数量等息息相关，且应是正相关，所以可以用简单线性模型进行分析。 　　（1）政策预计产生的高龄二胎产妇状况分析。1）“单独”家庭再生育期望分析。“单独两孩”政策催生出大量的高龄二胎产妇的首要前提是政策适用范围的群体有再生育意愿。以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官方数据为据，单独两孩政策自2014年3月1日实施以来，首月全市共批准单独两孩再生育1730例，占同期再生育批准总量（2845例）的60.8%。[7]在政策执行的首月，整体宣传到单独家庭心理建设和规划等都还不是很完善的时候，仍有超过1700的再生育审批，意味着在来年中可能增加1700多人口。同样，数据显示上海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