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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难根在实体经济困局 　　在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下，在央行降准降息增加市场流动性的背景下，围绕“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否好转了呢？ 　　 从融资利率来看，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普遍采用基准上浮20%-30%，再加上担保费、资产评估费、财务顾问费等隐性成本，小微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普遍在10%以上。民间借贷利率则更高，以温州指数（即温州地区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为例，其2012年以来持续居于20%左右的高位。债券收益率也没有明显下降，Wind资讯数据显示，BBB+级企业债券收益率在过去几年里持续上升，到今年一季度仍在12%以上。可见，流动性的宽裕并没有带来融资成本的显著降低。 　　 从信贷量来看，央行《2015年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三农”贷款增速减缓，小微企业贷款存量占比有所下降。2015年一季度末，“三农”本外币贷款余额29.36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32.08%，存量占比较上年末下降0.41%，其中农户贷款、农业贷款增速分别较上年末低2.3%和1.2%。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0.2%，占比较上年末低0.2%。一季度小微企业贷款增量占企业新增贷款的26%，比上年同期低4.5%。至于股票与债券融资，小微企业占比就更低。这与中小微企业GDP贡献率超过50%、解决80%以上劳动力就业的现状并不匹配。 　　至少从数字上看，融资难题痼疾依旧。 　　 融资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体系配置资源的职责所在，直观上融资难题的板子理所当然应该打在金融机构的屁股上。但是，诸多现实问题无法回避：一方面，中国货币供应量是充裕的，流动性整体水平甚至可以说是过剩的。2014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122.84万亿元，是GDP的1.94倍，而美国同期只有0.67倍。随着中国GDP增速的下降，预计未来货币供应量增速也会下降，但可能仍是两位数。另一方面，银行存量信贷资产质量出现恶化，2015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9825亿元，不良贷款率1.39%，较上年末上升0.15%，拨备覆盖率为211.98%，较上年末下降20.08%。不良贷款余额不断攀升，导致银行放贷更为谨慎。 　　金融机构不仅具有资源配置职能，同时也具有风险管理职能，“银行惜贷”本质上是一种风险防范行为，是通过风险的预先识别和主动避让防止资金进入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微观层面上降低银行潜在的资金损失，中观层面上发挥市场汰弱的功能，宏观层面上与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同向发力。在当前经济下行、中小微企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惜贷”积极的方面是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实体经济风险向金融体系蔓延的“防火墙”作用，同时以“断奶”的方式促进落后和过剩产能升级转型。 　　 归根结底，“融资难”和“融资贵”只是表象，银行亦不是“病灶”，其实质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转型存在的问题以及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境。 　　 实体经济的存量结构不佳。 　　在过去30年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下，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带来了大面积的产能过剩，投资除基础设施外，相对集中于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导致服务业、新兴行业缺血，产业布局“逆向选择”，国民经济呈现结构性“超重”的特征，加剧了资金饥渴和投资依赖，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轻盈”渐行渐远。过剩行业大量吞噬资金，扭曲产业结构的同时扰动货币政策效果，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愈加孱弱，“好企业不缺钱，坏企业不怕高利率”的怪相几乎摧毁了资金的价格机制，资金流向与产业布局优化相互背离，融资难题的经济结构症结归因于此。 　　 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 　　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缺位，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以引导和促进等非行政方式让市场更好发挥作用，而非政府“取市场而代之”。但是，在具有全局性、导向性、补偿性、扶植性的特定领域和特定阶段，政府应该当仁不让。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三农”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多是政府主导，政府通过为中小企业立法、提供融资担保、设立中小企业专项投资基金等一揽子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释放支持“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强烈信号，一旦政府身在其中，其他市场参与者自然敢于跟进也愿意跟进，VC和PE在融资链条的前端，银行则在中后端，各自准确定位，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明确，银行不可能在前端，更不可能照单全收政策性义务。 　　对于战略型产业，亦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欧美对于战略产业无论民营还是国有，政府多通过运用财政拨款等手段积极支持，因势利导且旗帜鲜明。 　　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构建起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机制。在“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不仅“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而且与新技术和新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