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先平：一个新药的14年.docVIP

鲁先平：一个新药的14年 　　14年过去了。 　　和同期回国做药的人相比，鲁先平是为数不多熬下来的人之一，并迎来了第一个药―西达本胺的诞生。在业内人士眼中，这个药比前几年被卫生部前部长陈竺誉为“两弹一星”的抗癌药凯美纳更具创新价值。 　　但和同期回国做CRO的人相比，鲁还没有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公司既未上市也未盈利;和新加入的做药的人相比，鲁的创新性不再独树一帜，现在创新药公司如雨后春笋。与鲁所经历的蛮荒时代不同，这批做药的人拥有更好的融资环境、更完善的产业链，已经无须再重走鲁探索过的小径。 　　“这么多年看着他走过来，并且非常成功地把产品开发出来，确实印证了创业第一得有创业激情，第二得耐得住寂寞，第三得经得住打击。先平在这中间体验了很多的酸甜苦辣。”鲁的朋友陈力对《创业家》说。2011年，陈力加入了创业者的行列，他创办的华领医药被视为新一代中国新药研发公司的代表，支持者正是CRO行业的成功者李革。 　　如果留在美国，鲁的药也许可以更早出来。在中国，它生在一个资本环境恶劣的时代，公司一度濒临清算;14年的时间里，有4年多是在药审中心等待。他的好友李革曾多次提醒他“在中国的大环境不适合研发新药”。 　　 起死回生 　　西达本胺首次向药监局递交申请是2005年。这一年，是鲁先平最艰难的日子。4年之前融来的600万美元―当时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最大的一笔融资―就要花光，有股东提出剩点儿总比什么都不剩要强，董事会开始讨论清算。 　　鲁理解股东的举动。在美国成功创过一次业后，他2000年回国。当时盛传中国的“纳斯达克”将开，融资之时各方已计划好将来的退出。鲁先平提前算好了账：做药三年一个坎，这600万美金可以完成临床前，届时再融第二笔钱。回国创业之初，他还有个更乐观的打算，将研发放在美国，希望美国风投参与，临床及生产放在中国，但美国的投资人那时对中国的生物医药创新并不感兴趣。“我们不能有美国的这一摊了，就将研发全部放于中国。”鲁说。 　　中国的“纳斯达克”梦也跟着破灭。“创业板没开，影响很大，后面融资很难。”鲁又将希望寄托在产业基金门下，找到国内多家药厂谈合作。“基本上你能想得出来的我都见过，都不成功。” 　　“那时候中国的医药界，由于我们的药品管理法对新药的定义没有改变，企业的创新价值得不到体现，大家在价值上谈不拢。如果当年价值能实现，有可能我也去创建其他的企业了。但历史是不可重复了。”鲁先平说。对创新药价值的认可，在中国只是近几年的事。和鲁没能谈拢的一些公司几年后也花巨资自建研发，但取得成果者寥寥。 　　所以，尽管鲁先平和团队的科研工作得到投资人的认可，但无法退出又不知何日有回报的投资人不愿意再掏钱。找不到解决方案，公司只有关门。“作为创始人，你只有调整商业模式，让投资者看到一些希望，让资本市场看到一些希望，然后吸引新的投入。” 　　“李革说中国的大环境不适合做创新药，对我来说是一个提醒。他很敏锐，发现中国的各项政策并不支持创新，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一些商业模式调整，比如专利授权，为跨国企业服务。” 　　2006年，鲁先平将一款候选药物的海外权益授权给了一家美国公司。此举不仅为这家濒死的公司带来了活下去的钱，还提升了公司的名气和受关注度―中国医药史上首次将新药的发明专利授权给美国公司使用。对这个“卖儿养女”的交易，鲁先平一直很心痛。“融资好了不会在那么早的阶段进行专利授权。因为早期在研产品过大的风险本身会使得授权的收益低。而作为历史上第一次，你完全处于最劣势的地位。本来我们的收益会更大。”但据知情人透露，这一交易的买家是当时的唯一买家，由于该公司本身并不具备实力，这个药物在海外向前推进的速度远远不如人意。“你要在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没办法。如果错的话，只能说选择在中国创业是错的，因为中国的政策、资本环境是这样的。”鲁先平说。 　　同年，微芯与跨国大药厂罗氏公司开展了合作。这一合作历时五年，不仅为微芯带来每年几百万元的收入，也给了微芯的能力一个很好的背书。2007年，微芯完成了第二轮融资，鲁先平暂时安全了。 　　截至目前，仍未实现盈利的微芯经历了五轮以上融资，股东多达二十多家。“2006年之前，都是我主动找投资人。”鲁说，“无论是风投基金，还是产业基金，根本不行，那几年确实非常不容易。2007年后都是投资人主动找到微芯。” 　　几轮融资中，第一轮和第二轮的一些投资者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原先持股不多的创始人及管理团队股权越来越多，成了最大股东。 　　坎坷的融资经历让鲁感叹中国的很多政策实为阻碍创新而设置。“当时中国的法律导致了这种情况，我们的投资者也知道这一点。” 　　“我们能够生存下来，是在漫长的时间里，让别人了解你、认可你，建立这么一个信任。但是很多人可能看不到或不相信这个过程而过早放弃了，或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