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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Enterprise 自由企业 参见：Capitalism;Economic Freedom;Lassez Faire。apitalism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常被经济学家称为市场社会，也常被企业和政府发言人称为自由企业制度。但这些概念强调某些经济的或政治的特征，它们都不足以描述这个制度的复杂性或其决定性的识别要素。资本主义被更确切地看成一种历史“结构”，有别于在它以前的或今天与之相应的结构，它有一个决定性的核心制度，并通过运动把这个制度传到整个社会。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资本主义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只要比较一下狄更斯笔下的英国和20世纪的瑞典或日本——但是，从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可能发现这种核心制度与各具特色的运动。因此，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可以与古代君主的王国或封建制度相比的历史实体。 资本主义社会最受到广泛承认的成就，是它的那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积聚财富的能力，对于这种能力，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给予高度赞赏。无论如何，弄清楚资本主义的财富积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不同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财富积聚是很重要的。许多古代的王国，如埃及，在积聚超出于维持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剩余产品方面显示了非凡的能力，并利用这些剩余建造起巨大的宗教的或公共的纪念碑、军事设施，或提供奢侈的消费。作为这些财富形式的特征的是它们能满足欲望的属性，存在于特定的使用价值上——战争、军舰、装饰——它们的物质化身能直接从这里得到表现。与此截然不同，资本主义下的财富积聚是以价值而不是特定的使用价值，是一般化的交换价值。因此，资本主义下的财富是典型地作为商品的积累——生产的对象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直接使用或者供他们的所有者享受；资本主义在积聚财富方面的非凡成功，意味着商品的生产使得财富的膨胀有可能比以往的历史结构中统治者作为使用价值而进行的积累大得多。 斯密（Smith）和马克思两人都强调商品形式的财富的扩张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斯密认为劳动是“生产性的”，仅仅因为劳动所创造的商品在销售后能够补偿或扩大国民资本基金，而不在于劳动的产品本质上是否有用或受到人的称赞。马克思以同样的方式描述资本主义下的财富积累是循环进行的，在这个循环中，货币资本（M）被变换成商品（C），出售后得到更大数目的货币（M’），处在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M—C—M’的变形之中。 虽然M—C—M’过程的动态将视商品到底是贸易商品还是劳动力和固定资本设备而大不相同，但是这种特有的资本内在循环的存在，却构成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类型的最重要的识别因素。这样，它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资本主义的两个方面上来。其中之一是关于驱使资本家进行贪得无厌的追逐的动机问题。对现代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效用最大化”，这种回答通常涉及到斯密所称“改善我们的条件的愿望”这一类假定人类天性的特征问题。然而，扩张性的资本争夺具有无法满足的特性，这表明着与其说它根源于这些自觉的动机，不如说对不自觉的冲力有一种满足感，有如普天下的婴儿需要母爱，也需要进攻失败后的经验。这样的需要和冲力浮现在所有的社会上，就如期望获得声誉和期望取得个人的支配地位。根据这个观点，资本主义不仅像是一个由互利的交换的愿望编织起来的“经济制度”，而且像一个更大的文化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对财富的追逐就像以往年代中对军事荣耀的追逐或对个人威严的颂扬，充斥着同样的不自觉的目的。这样一种描述表达了两种“本能的欲望”的力量（如凯恩斯（Keynes）所说的），它推动了M—C—M’循环，并在这个循环中得到满足（海尔布伦纳(Heilbroner)，1985年，第2章；萨根（Sagan）,1985年，第5—6章）。 M—C—M’循环的中心地位提出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关于资本积累的进程如何组织着并规范着围绕这一过程的社会活动。这里，分析的焦点集中在为了维持这个循环所必需的那些制度上。一致的看法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不是指所有的社会都是如此的个人的动产）。然而，私人资产组织和规范社会活动的能力并不像人们经常假设的那样，存在于它的所有者拥有想如何处置他们的资产就如何处置的权力中。这样一种危险的社会特许从来就不存在。倒不如说，它从一开始就赋予它的所有者一种权力，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制止他们的资产为社会所用。 这种权力的否定形式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构成中拥有特权的上层人物的权力形式形成尖锐的对比。在君主的王国或封建主那里，惩罚的权力是通过直接使用力量或显示强制力量来实施的，州郡的行政长官或贵族的管家则是它们的代理人，通过他们直接建立起经济秩序。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则是一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拒绝的权力，而不是一种坚持要求承认自己权利的权力。资本家可以拒绝他人使用他的资源，但他不能强制人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