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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的未雨绸缪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决定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执行了36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至此正式宣告终结。 　　据悉，我国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始终处于动态调整状态。2015年11月10日，国新办召开的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发布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指出，早在2007年、2008年，当时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就提出了计划生育“三步走”，即双独两孩、单独两孩、全面两孩。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在释放了部分生育需求后，2015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历经不到60天的时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二孩政策为我国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机遇的同时，更为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带来了压力与挑战。对医疗机构来讲，面对政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2015年布局，成为医院是否能够及时、安全应对“二孩时代”的关键之年。 　　“全面二孩”带来的那些事儿 　　对于医院来讲，首先需要面对承载量的问题。 　　据统计，按现行生育政策可生育二孩的约有5000多万人，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新增可生育二孩的目标人群约9000多万，短期内出生人口将会明显增加，尤其是大城市。以北京为例，2016年出生人口可能达30万人左右，而广州将面临两三年内或迎20万出生人口的局面。 　　医院在加大承载力的同时，亟需应对医务人员人手不足。 　　“儿科医生荒”是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据《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起，儿科医生的总数从10.5万人下降到10万人；按照我国14岁以下儿童有2.2亿余人核算，我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只有0.46名儿科医生。参照美国1.46名的比例，我国儿科医生缺口至少在20万。 　　与此同时，医院在忙于“备战”高分娩量的同时，也要应对女性医务人员备孕“二孩”带来的相关问题。以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为例，在目前的1200多名护士中，正在怀孕或者休产假的达到100多人，“二孩”生育高峰的到来，也让医院需要有所侧重地调配人手。 　　面对高龄产妇、高危孕产妇的增加，加强质量管理责任更加重大。 　　在北京，截至2015年9月30日，申请“单独二孩”的孕龄妇女中，“70后”育龄妇女，36～45岁的育龄妇女比例将近1/5。在上海，自“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多家专科医院的高危孕妇平均增加20%左右。 　　据专家介绍，高龄产妇出现妊娠合并症及其他并发症的发生率相对增高，再加上，我国剖宫产率较高，生育间隔过短容易产生子宫破裂等危及母亲生命的并发症，如何减少生育风险已经成为各大医院的工作重点。 　　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政府、医院管理者面前。 　　统筹布局 未雨绸缪 　　就在“二孩政策”出台不久，2015年12月2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台《关于妇幼健康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意见》，强调以“大保健”的思维，以“妇女儿童健康为中心”的理念，推进内部业务部门改革重组，优化服务流程，整合服务内容，全面加强妇幼健康服务机构建设管理，提升“全面二孩”时代的妇幼健康服务水平。 　　在这之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也印发了《2015年儿科医师转岗培训方案》，要求做好相关专业医师转岗儿科医师的培训工作。 　　在国家出台政策的同时，各省市也在积极规划备战即将到来的生育高峰。 　　截至2015年10月31日，山东省为全国申请单独两孩最多的省份，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山东省各医院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对此，山东省正在着手修改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指导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合理、及时扩充床位，并且动态、实时地公布机构床位等服务情况。 　　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为应对“单独二孩”带来的出生人口增长，北京未来三年计划在全市范围内增加产科床位1000余张，可增加约7万人次分娩量。 　　《广州市医疗卫生设施布局规划（2011-2020年）》指出，到2020年，广州将设置16家妇幼保健机构，每个区（县级市）各建设1家儿童医院。到2020年将会新增广州市第二儿童医院，规划床位800张。与此同时，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南沙区分院预计于2016年10月投入使用，规划床位500张。 　　面对儿科医生匮乏的局面，武汉地区从源头抓起，创造环境培养儿科医生。就在2015年12月26日，江汉大学儿科临床学院落户武汉市儿童医院，从2016年开始，进行儿科方向的联合定向培养。据悉，联合培养的儿科硕士将采取“四证合一”的方式，毕业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