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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宦官干政对明朝的危害 　　摘要：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宦官从抑制到利用，再到明朝永乐年间，朱棣重用宦官进行朝政管理，直至宣宗秉笔宦官当权，皇帝的权力开始逐渐过渡到宦官手中。在明朝统治的276年间，宦官权力极度膨胀，开始全面干涉封建国家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务。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东汉、唐朝之后的第三次宦官专权的局面，宦官专权也达到历史之最。文章主要论述明朝时期宦官专权形成的原因、表现和宦官专权的危害。 　　关键词：明朝;宦官专权;原因;危害 　　宦官在中国古代也称宦官、寺人、阉人等。宦官是指在皇宫里伺奉皇帝及其家族成员的官员，一般由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的男性担当。宦官是负责宫廷杂事的奴仆，不得参与国家政务。宦官与皇帝朝夕相处，在取得君主的信任后把持朝政，因此历史上亦存在着宦官掌握国家政务大权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制度始终与君主专制制度紧密相连，是整个封建时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宦官干政形成的原因 　　明朝宦官干政形成的首要原因，是明朝君主集权专制制度的高度发展。宦官作为宫廷奴仆，能够专权操纵朝政大权，其根源在于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实行君主专制制度。在整个封建系统中，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国家的各种大权都由君主掌握。虽然君主具有绝对权力，但是他的权力需要经过封建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君主期望获得高度的集权，为了达到高度集中权力，就必须给大臣分权，最后再把权力集中到君主手中。集权与分权之间的矛盾，就是皇权与臣权的矛盾。君主为了加强皇权，必须裁抑臣权，而重用宦官就是抑制臣权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宦官相对朝臣来说，有特殊的身份地位，更易使专制君主产生亲近感、信任感和依赖感。[1] 　　其次，明朝废相引起权力结构变化，促成宦官机构的衙门化、行政化，这是明朝宦官专权乱政的一个重要原因。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一职，这使他成为前所未有的独裁者，他还将这项规定制度化，“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2]。君权强化和相权减弱，导致宦官作用越加凸显。可以说，废除丞相制度是致使明代宦官专权的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朱元璋之后的历代君主大多沉溺于内廷淫乐，不接见朝臣，久不视事，不会事必亲躬、自操威柄。在相权衰落，君主又不视朝的情景下，宦官趁机扩张势力，填补了中央朝政中的权力真空。 　　再次，明朝宦官多是知识型，宦官自身文化素质和政治阅历使其具备担当政事的条件。自幼入宫的阉童是不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但为了适应伺奉内廷的需要，阉童入宫后可得文化教育之基于与相关技能练。许多宦官权力欲望强烈、团体意识浓厚，再加上熟知宫中内幕，这些条件都有利于宦官干政乃至专权。君主的纵容和偏袒增强了明朝宦官集团的政治势力，使他们在与朝臣的斗争中有恃无恐。君主总是借助宦官来提防朝臣，明成祖经常猜疑大臣，他渐渐地亲近和重用宦官，授与他们许多特权，并使其与内阁的权势相抗衡。明中后期，文官集团权势十分强大，皇帝为了强化君权，只有通过重用宦官集团与文官集团互相制衡。因此，宦官得到皇帝信任和重用。 　　宦官机构完备也是宦官干政的重要原因。明朝初期宦官数量相对较小，随后，宦官的人数不停的增添，有关机构也在逐渐扩张。二十四衙门原本仅是服务君主的日常生活，但随着职权的扩大，他们不光供职内廷，还担任外差，朝堂地位大增。宦官们不仅掌管宫内的所有事宜，还掌握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权力。司礼监是全部宦官机构中拥有最大权力和最高地位的官职，居于宦官之首，位高权重。明朝的三大宦官奸臣王振、刘瑾、魏忠贤，历任过司礼监一职。宦官掌握着明朝的特务机关，前期为了强化君权，监督官员和民众的意向。但是随着明朝宦官把持厂卫，并不断完善宦官机构组织，这些厂卫等特务机构成为宦官专权的重要帮凶。由于皇帝对外臣猜忌防范，迫使朝臣依附于宦官，这也是宦官得以专权的原因之一。[3] 　　最后，从中国传统的道德观点分析，后人总是用一种非客观的态度去分析宦官的心理，结果也就导致对宦官评价的偏颇。我们都知道古人对于孝道的推崇是非常广泛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就很好的诠释了古人对于孝道的重视。当时宦官因职业需要，不得不放弃古代人特别重视的孝。这种压力不只来于自身，且还是来自世俗道德规范，这些所谓道德规范将宦官摆在道德的审判台上，导致宦官仇视社会，从而形成报复社会的扭曲心理。我们可以看到，宦官也是被逼无奈不得不走出这一步，他们也是社会发展的牺牲品。[4] 　　二、宦官干政的表现 　　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过程，明朝出现宦官干政也不例外。在明朝初期，太祖朱元璋十分注意总结借鉴历史经验教训，鉴于汉唐宦官干政得败亡教训，他多次发表限制宦官干政言论。朱元璋提出：宦官“不过以备使令，可斟酌其宜，毋令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