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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责任视野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的研究① 　　摘 要：近年来，未成年人遭遇家庭监护侵害案件频发，暴露出我国监护干预制度运行机制的不健全。该文旨在通过揭示目前国内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的困境，引出国家是未成年人终极监护人的理念。在结合我国文化传统、法制程度、财政能力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健全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公权干预制度的建议，找到解决未成年人家庭监护缺失与异化的有效方法，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监护困境 公权干预 国家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3（b）-0255-02 　　1 家庭监护困境亟待国家监护干预 　　未成年人承载着家庭的希望，也担负着国家的未来。基于父母与孩子之间天然的血缘纽带，我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法律，都将监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任托付给父母、家庭，并逐步形成了“重家庭私力自救、轻国家公权干预”的未成人年保护模式。但是，这种以“家庭监护为主、社会救助为辅、国家救济最末”的监护理念与制度安排，却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近年来，新闻媒体频繁报导各类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侵害的恶性事件：2006年9月，北京一名先天性唇裂并携带乙肝病毒的婴儿被亲生父亲遗弃，在桥墩之下饥寒交迫而死；2009年7月，安徽一名先天性无肛的婴儿被家长从手术室中带回，终于一个月后，不治身亡；2013年3月，江苏南京一名花季少女被亲生父亲家暴致死；2014年9月，江苏徐州一名三岁女童被亲生母亲滚油灌肠虐待致死 ；2013年6月，江苏南京两名幼女被母亲反锁家中活活饿死；2014年1月，河南兰考弃婴救助点发生火灾，七死一伤…… 　　这些案件用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我们：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未成年人，身处家庭监护困境，却无法得到国家公力救助与社会公益救济。面对家庭监护的缺失或异化，这些困境未成年人迫切需要国家以“终极监护人”的身份介入家庭事务，进行监护的公权干预，承担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国家责任。 　　2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的现状 　　目前，我国仅有《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各地地方政府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以及最高法或民政部等发布的《通知》、《意见》谈及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监护干预制度可散见于这些法律法规之中。现有的监护干预主要是指司法干预，即当监护人有虐待、遗弃等侵害行为时司法权介入调查审判，或处罚监护人或转移监护权。但是，由于体系不够完善、规定不够细化、脱离国内实际等原因，导致未成年人监护干预的现有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以至于各地政府试图在监护公权干预领域有所作为时，却面临着无法可依，或有法难行的局面。长期以来，我国监护公权干预的立法思想存在着过于倚重家庭监护的情形，这严重制约着未成年人监护公权干预制度的执行。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公权干预制度尚未形成体系，现有的运行机制远不能满足于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需要。纵观我国的监护立法，对于国家监护责任仅仅是一种宣示性的规定，严重缺乏与之相配套的保障措施与运行机制，实际可操作性低下。因此，“执行难”成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术语[2]。法律体系不完备、运行机制不健全、司法救济不及时，已经成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公权干预制度的突出问题。在这方面，我国不妨借鉴国外成熟的未成年人监护公权干预制度，从中汲取可取之处，再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与经济发展的水平，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之路。 　　3 域外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的特色 　　在罗马法时代，监护制度是以“家族本位”为核心思想设立的，但伴随着家族制度的瓦解以及家父权力的没落，以家族为本位的监护思想，逐渐被以子女为本位的监护思想弱化。未成年人权利与家庭权利、亲权权利的分离，为国家公权介入家庭监护奠定了思想基础。欧美各国率先以“终极监护人”的身份介入家庭监护领域，在实践中逐步达成了国家监护公权干预主义的共识，并逐步确立了国家监护的制度格局，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公法化趋势蓬勃发展。 　　3.1 美国特色――社区服务制度与强制举报制度 　　美国政府在地方设有社会服务部门，专司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并且聘用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为本社区管辖内的困境未成人提供救济与服务，并详细地介绍了社区服务制度工作者的职责以及工作机制。美国的《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要求各州政府建立强制报告制度，任何人都有权也有义务就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情况，向地方执行机构或社会服务机构申请对家庭监护困境儿童的调查，或者向法院举报，否则将对侵害发生的后果承担知情不报的责任。 　　3.2 法国特色――监护监督人制度与监护法院 　　法国政府设有监护监督人与监护监督制度。监护监督人由亲属会议从未成年人父母的血亲或者姻亲中挑选其他成员进行委任。监护监督人的职责是对家庭监护职责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与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