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采访黎锦光的说明.docVIP

心有余悸的采访 ——第一次采访黎锦光的说明 梁茂春 两次半对黎锦光的采访 我对黎锦光先生的采访一共有两次半：第一次是1979年12月在上海，第二次是1990年7月在北京。另有“半次”，是指1979年12月28日对王人艺、严华和黎锦光三人的访谈，地点是在王人艺教授的家里，那次黎锦光的发言不多，主要是王人艺和严华的谈话。 这两次半的采访时隔11年，却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时代——“文革”结束不久仍心有余悸的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初期。其中的显著差别，从采访时所谈的内容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出来。 第一次采访黎锦光的时间，离“文革”结束刚刚三年，很多思想、观念仍处在“文革”巨大惯性的控制之下。虽然已经有了一年前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对“文革”的全面否定，然而思想解放的大潮才刚刚开始，各种僵化的观念仍盛行着，既严重地束缚着被采访者，也严重地束缚着采访者。我们所提的问题，黎锦光所作的回答，都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和反映。 这一次到上海采访是集体行动，我是和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史教研室的一些同事一起到上海收集音乐史资料的。同行的有中国音乐史教研室的徐士家老师等。我们在上海音乐学院陈聆群老师的帮助和带领之下，迅速到上海图书馆查找、收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资料，并采访了一些与革命作曲家（如聂耳、任光、张曙、张寒晖等）相识的人员，如赵铭彝、周伯勋、徐玮、王人艺、黎锦光、严华等人。 采访黎锦光的目的是很“革命”、很功利的，主要是为了通过他来了解聂耳、任光等革命音乐家的历史情况，顺便也了解一下百代唱片公司、黎锦晖和明月歌剧社的历史情况。而对黎锦光本人，还是以“黄色歌曲作者”或“流行歌曲作者”来看待的，所以根本就没有问及他本人的音乐创作情况。 黎锦光谈聂耳 我们一开始就请黎锦光谈谈他所了解的聂耳的情况，因为他们在“联华歌舞班”共事了一年多时间。聂耳入“联华歌舞班”时还不到20岁，是一位热情活泼、多才多艺的青年，这在黎锦光的谈话中有生动的描述。黎锦光谈话中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是：他说他的哥哥黎锦晖指导过聂耳等人的音乐创作，是聂耳音乐创作的老师。这一点甚至使我感到诧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聂耳被奉为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旗帜”，而黎锦晖则是“黄色歌曲的鼻祖”，两个阵营之间有着鲜明的鸿沟。而黎锦光却对我们说：聂耳的音乐创作是向黎锦晖学习的，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下，这话不是很出格吗？不是在给“无产阶级音乐旗手”的脸上抹黑吗？ 实际上，聂耳在“联华歌舞班”的时期真的很谦虚、很诚恳地随黎锦晖学习过创作歌曲问题。我们在采访了黎锦光半个月之后，又采访了“联华歌舞班”的三员“大将”，即王人艺、严华、黎锦光。那天严华也告诉我们说： “聂耳的《卖报歌》出来后，锦晖先生高兴地说：‘聂耳是好样的！他是我的学生。’因为锦晖经常给我们讲歌词的四声问题——平上去入。他对我们说：‘歌一定要顺口，字音不能倒。’那时聂耳对锦晖是很崇拜的。聂耳和锦晖研究歌曲创作是很虚心的。黎锦晖总是鼓励我们说：‘你会唱歌，你就会作曲。’” 那次我们在上海时，还从上海图书馆的报库里翻寻到黎锦晖1936年7月17日发表在上海《新民报》上的一篇文章——《永恒的怀念——纪念聂耳逝世一周年》，文章中也提到，他曾经建议聂耳要学习汉语的发音和声韵，并告诉聂耳：“制作歌曲的旋律应该顾及歌词的语调与语势”，才可使“唱者顺口，听者顺耳。” 这篇文章也从侧面证实了黎锦光、严华的说法是可信的。另外，从聂耳救亡歌曲的词曲结合得非常紧密这一方面来说，聂耳的确向黎锦晖学到了词曲结合的真谛，这个真谛，实际上就是民间音乐惯用的“腔随字转，曲从词出”。 历史的真实告诉我们：艺术的发展是一种文化传承的关系。“无产阶级音乐”也不是与生俱有的。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去隐瞒一些事实。 关于“百代国乐队” 在谈到聂耳在百代唱片公司的工作时，黎锦光顺便提到了“百代国乐队”的情况，他提到了这个乐队的具体人员，他说： “百代国乐队”的成员有：聂耳、陈中、黄贻钧①、徐骏佳②、章正凡③、王为一、秦鹏章④等人。 对于百代国乐队，黎锦光仅是一语带过，语焉不详，但是他提供的“百代国乐队”的成员名单，却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因为聂耳组织的这个国乐队，对民族管弦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关于这一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对它还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往往只是在介绍聂耳生平时略提一笔而已。 我在百代公司出版的民族器乐合奏《金蛇狂舞》唱片所附的乐谱中，也看到过这个乐队的人员名单，兹抄录如下： 百代国乐队合奏《金蛇狂舞》 聂耳选曲及领导 王芝泉 二胡、洋琴 林志音③ 笛 唢呐 陈 中 二胡 陈梦庚 锣 徐骏佳 琵琶 聂 耳 双清 这个乐队名单应该是最准确的，它是百代国乐队录制《金蛇狂舞》时的全部乐队队员，连聂耳在内一共就六个人。 黎锦光提供的名单有七人，其中三人与这个名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