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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诉讼中实现疑罪从无的难题与对策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为平等的维护两造的合法权利，实现利益平衡和司法公正。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专门作出了无罪推定的规定，要求疑罪从无。然而受我国包括司法职权主义、有罪推定思想和立法司法制度实践不完善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疑罪从无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与实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权利没能得到全面的保障。近年来一些诸如湖北佘祥林、台湾王国庆等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分别揭示了疑罪从无在实践中失语的不同原因。本文作者继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实现疑罪从无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疑罪从无 难题 对策 刑事诉讼 辛普森杀妻案、03年湘潭黄静案、广州百万保险金谋杀亲夫案、王氏两兄弟涉嫌杀妻骗保案…… 这些刑事诉讼案件无论是从其社会危害还是犯罪情节等上分析都算不上什么大案，但却都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因为它们都共同指向了我国刑事诉讼中一个贯彻得还很不充分的原则——疑罪从无。早在18世纪，意大利的法学家贝卡里亚便提出无罪推定的思想。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中便已经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但时至今，基于此而作出无罪判决的少之又少，以无罪判决较多的年份看，1997~2006年也只有约4万件，但这也已经让很多人在文章中为之欢欣鼓舞了。而这些年中我国刑事诉讼的案件又何止是几万个4万件。在依法治国基本国策实施已久的情况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无罪判决率依然过低（当然无罪判决率对司法公正的体现并非绝对）。 一、疑罪从无的原理 希腊神话的特洛伊战争中有一位公主因埋葬她战死的哥哥被杀。因为她违背了国王的命令（在当时，国王的命令就是法律）。由此可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恶法亦法，即使正确的行为也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因此谈疑罪从无的实现，我们首先应以相关法律为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规定：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是疑罪从无的直接法律依据和阐述。它要求认定犯罪必须有充分的证据；如果证据不足，即既存在有罪证据又存在无罪证据，而有罪证据达不到足以认定犯罪，致使案件存疑的情况时，应当遵循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作出无罪判决。这也与刑法第3条规定和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1款要求相吻合。【1】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应该将它与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无罪判决混淆，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条强调的是在法院审判定罪之前，任何被指控的人都应被推定为无罪，享有无罪公民拥有的一切权利，并且不负担自证其罪的义务，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它和疑罪从无在适用前提、内涵等上都是不同的。但疑罪从无从历史上看是对无罪推定的发展，与之在人权保护、程序正义等上具有相似的价值追求。 那么疑罪从无的内在合理性又如何呢？ 疑罪从无首先是对人权的合理和必要的普遍保障，是建设和谐社会和我国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基本要求。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就曾提出过无罪推定的设想，以此反对代表封建专制的有罪推定。因为无罪推定针对的不仅是某一个被控告的对象，而是不特定人。换言之，它保护的是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控告对象的我们每一个人。而且在刑事诉讼中，面对拥有国家强权的控诉机关，疑罪从无更是我们与国家利维坦抗争的武器； 其次疑罪从无是程序正义的要求。公平的裁判结果只能是产生于合理合法的程序，毒树之果即使无毒也无法使人们信任。在不能确定有罪与否时便进行有罪推定，剥夺了被控告方在诉讼中的合法权利，会造成当事人双方事实上地位的不平等，更是违背刑事诉讼对程序正义的要求。其结果只能如一个统治者未经加冕便享受了皇帝待遇一样为人们所诟病。 最后，罗马法上曾规定“有疑，当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疑罪从无也是法理上举证责任合理分配的要求。刑事诉讼中控诉机关一方面承担举证责任，另一方面就应该承担举证不能而导致的风险，实现真正的两造对抗。 二、疑罪从无的实践难题 尽管疑罪从无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学理上和他国的实践上都已得到充分的证明，但其在我国的实施现状却不容乐观。具体表现为： （1）疑罪从挂。即对于存在疑点，证据不足以定罪的案件采取久拖不决，不判也不放人。典型表现为超期羁押。如河北的杨志杰案件【2】，除刑讯逼供外收集不到任何能够证明杨志杰有罪的证据，公安机关竟然通过反复补充侦查和作出“按检察院撤诉处理”裁定后仍未及时作出处理决定等方式，使杨志杰不明不白的被关押在看守所12年直到2003年无罪释放。超期羁押违反了刑事诉讼法92条对羁押期限的规定，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甚至曾被称为我国刑事诉讼三大顽症之一。（另两个为刑讯逼供、律师会见难） （1）1993~1999，全国政法机关每年超期羁押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8万人。它不仅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的合法权利，还极大的浪费了司法资源，影响司法效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