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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期待中国经济再平衡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于9月12日成立。《证券市场周刊》对因出任该基金会学术顾问而到访北京的经济学家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教授进行了专访。 　　莫里斯教授生于苏格兰，曾先后任教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并曾供职于英国财政部，于1996年因对信息不对称下的税制研究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上享有盛誉。本世纪以来，莫里斯教授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发展中经济体，并于2010年起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院长。 　　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的反危机措施已经明显突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边界。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庞大经济体，也来到了一个需要推动经济再平衡的临界点。 　　莫里斯直言自己是一位凯恩斯主义者，他结合金融危机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并且就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增长困境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经济再平衡 　　经过了近三十年高速发展实现资本积累和收入提升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式也面临转变。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发生已经七年之后，中国还处在消化抗击危机干预政策的初期。因此，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成为莫里斯对于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期待，也是他判断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视角。 　　对于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份额越来越大，莫里斯虽然赞同消费的积极意义，但他并不贬低投资。因为即便是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也更宜视为经济活动当中的一个内生变量。任何科技领域的进步不会凭空而生，而是投资研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因此即便中国经济依靠创新驱动依然需要持续的投资。 　　不过他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到了一个临界点，对实物资本品的投资已经超出了实际需求。例如建筑、机械、车辆等这些资本品，被持续地投入到继续生产资本品的生产过程中，但并没有被用于生产足够的消费品。“一个国家确实存在某种可能性，就是一旦在激发起投资的热情以后，持续地将资源用于积累实际缺乏利用的资本存量，尽管这让GDP增速看起来不错，但是一个缺乏消费的经济增长是没有意义的。”莫里斯说。 　　在实物资本投入受限的情况下，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将有利于中国长期的就业和经济增长前景，而实际上一些服务类的消费本质上也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体而言，莫里斯认为，中国政府需要加大对公共服务、医疗和教育的投入，而且特别是农村地区。“我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做得还不错，但需要坚持下去。目前的问题一是在于激励机制不健全，比如说要付的薪酬不足以吸引教师到农村地区工作，另外就是农村务工人口迁移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这会对长期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尽管短期不会体现得很明显。”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工业化仍未完成，短期内第三产业占到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0%。对于这样一种经济结构，莫里斯提醒人们要注意到，服务业不仅包括餐饮、住宿，还包括仓储、物流、批发零售等和生产相关的服务业。这些服务业是由其他的产业发展而带动起来，并将反过来促进工业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一部分。 　　对于中国中长期的宏观政策，莫里斯建议中国的财政政策需要更加积极，尤其是削减和消费品相关的税项，以提振消费需求。“这项政策需要执行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才会见效，而且也会带来财政赤字的增长。但是在经济下行面前很难有一个两全的办法。”莫里斯直言。 　　另一方面，他建议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将国有企业的盈利纳入预算，用来弥补财政赤字，这相当于额外征收了国有企业的盈利税。不过，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待遇可以在盈利之外单独核算，以维持激励持续经营的动力。 　　除了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之外，国际收支是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另一个视角，并且这个过程是和推动内需的经济结构调整相辅相成的。中国作为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在国际收支格局当中是一个借款国。中国的高额储蓄以很低的收益率借给了美国，莫里斯认为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但是对于未来能否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以及能否将储蓄用于支持内需，莫里斯认为这种改变需要时间，短期内并不一定能看到。 　　人民币国际化是改变国际收支格局的一个途径。检验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否国际化的一条主要标准是是否适用于国际结算。莫里斯认为，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其他国际化的货币来讲，还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有利于其他国家使用人民币。而且他强调，人民币汇率问题归根到底要看政府的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对人民币的国际化前景表示乐观。 　　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斯对汇率完全市场化持保留态度。因为无论是大幅度的贬值或者是波动，都会带来风险，剧烈的资本流出在短期内对一国的资产价格和信贷的冲击也会比较大。“我个人是不赞同一个国家完全放开其本币汇率控制交给市场定价的。回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IMF要求一些亚洲国家汇率完全自由浮动和资本流动，实际上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说。 　　全球反思货币主义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