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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证人精神障碍的司法界定 　　摘 要：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精神上有缺陷且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证人精神障碍的界定则困难重重。这一方面与我国证人在庭审中处于辅助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对精神障碍认定程序的不完善。这同样对辩护人带来了相应的挑战，以鉴定意见为依托，结合证人作证内容及其他客观因素，判断证人能否辨别是非与正确表达，法院就证人尤其是关键证人的证人资格的审查也应当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关键词：证人；精神障碍；证人资格 　　一、问题的引入：以薄案为视角 　　2013年10月25日，引发各界强烈关注的薄熙来一案随着二审的公开宣判而拉下序幕，然而人们对于该案的关注度却并没有因为该案的程序终结而有所减弱。除了薄在庭审时的言行外，人们的视野还落在了薄背后的女人――薄谷开来（下简称谷开来）上。从后期公布的庭审笔录中得知，在庭审中，控辩双方主要就谷开来作证能力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被告人及辩护人认为“谷开来在曾因故意杀人被判死缓，按照在案的证据显示其有精神障碍，对于其作证时是否清醒不得而知。”对此，公诉人回应为“谷开来的证言是在已不存在摄入精神药物的前提下所做，证言没有控制力降低的情况。”而为了证实谷开来作证时精神状态良好，公诉人在庭审现场播放了谷开来作证时的录像，画面中谷开来面带微笑，口齿清晰地一一回答办案人员的提问。 　　在随后公开的法院一审及二审判决书中，法院援引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中经生效判决确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经鉴定，谷开来患有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另一方面，法院采纳了公诉人的意见，认为“薄谷开来因故意杀人罪被羁押后，已无接触精神活性物质的条件，在当庭播放的薄谷开来作证录音录像亦显示，薄谷开来对办案人员的询问有明确的认知，语言流畅，表情自然，情绪稳定，其证言与在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确认其具有作证能力且证吉真实”，二审判决书同样维持了这一说法。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支撑法院结论的论据有二，首先是曾对谷开来精神状况所做的司法鉴定结论，其次是谷开来作证时并未接触精神活性物质的客观情况。令人费解的是，曾经所做的司法鉴定内容为谷开来是否负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能否直接与证人资格划上等号？根据《精神卫生法》中关于精神障碍的定义，“精神障碍，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和思维等精神活动的紊乱或者异常，导致患者明显的心理痛苦或者社会适应等功能损害。本法所称严重精神障碍，是指疾病症状严重，导致患者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对自身健康状况或者客观现实不能完整认识，或者不能处理自身事务的精神障碍。”对于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经查询医学百科可知其分为急性中毒、慢性中毒及后期表现等。①无论处于何阶段其表现症状之一就是对人的意识能力、记忆力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甚至带来人格改变等后遗症，谷开来处于精神障碍的何种状态，有无后遗症都不可而知，仅靠当庭播放作证录像便推导其具有作证能力，其说服力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回归理论：几个概念的厘清 　　若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厘清以下几个概念。证人是指将其亲身所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院陈述的人，具有不可替代性。证人资格，又称证人的适格性，是指在诉讼案件中能够成为证人所需具备的要求和条件，即指什么人可以在诉讼中作证，什么人不能作证的问题。证人资格是由证人所具有的事实条件、生理条件和法律条件决定的。事实条件是指证人以自己的感觉器官直接地、实际地感知待证案件事实；生理条件是指证人具备辨别是非、正确表达自己意志的生理能力；法律条件是指证人具备认识并且承担作证的法律后果的能力。② 　　在我国，涉及到刑事诉讼证人资格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三条：一为《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义务。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对于证人能否辨别是非，能否正确表达，必要时可以进行审查或者鉴定。”三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控告人、检举人、证人等提供不符合事实的证言，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致使缺乏对客观事实的理解力或判断力的，为无作证能力。” 　　从法条上来看，证人资格的逻辑逐级递进，首先刑事诉讼法法条框定了我国证人资格的基本条件为知道案件情况，即所有符合事实条件的证人都有义务作证，进而用但书条款排除不具备证人生理条件的证人，即不具备辨别是非和正确表达的能力，同时规定了对于该生理条件的认定“在必要时”可进行鉴定，经过鉴定之后若确患有精神疾病，则排除其作证能力。证人作证最重要的是能够正确且如实地感知客观事实，并且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