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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中儿童形象的不可靠叙事略论 摘要： 不可靠叙事作为一种突破传统的文学创作手段，在文学中带来了新的审美和文化意义。而儿童形象作为文化符号和审美符号的双重意义极大地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表现力。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间限度的现代文学作品中，儿童形象作为一种不可靠叙事的限知视角，表现出独特的的文学、社会学、历史学价值，其中隐含在成人意识形态下的作者叙事作为一种隐形视角反思整个文化和社会背景，而这亦是儿童的不可靠叙事主体向可靠性叙事的转变。 关键词：现代文学；儿童形象；不可靠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6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4-0074-05 自人类文明以来，儿童就是在社会变迁的历史中被定义出来的文化概念，儿童的个体生命和价值在成人世界里也始终是一张“白纸”，被家庭和社会中的大人按照自己对孩子的人生预设来填满。自从18世纪洛克的《教育漫话》和卢梭的《爱弥尔》发声以来，儿童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而“儿童是成人之父”[1]这一震耳欲聋的宣告声也一直回响到现在。儿童作为生命个体的被肯定和重视使得这一群体在整个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中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来，这以后关于儿童的研究日益成为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术学等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而在文学学科中，正如朱自强在《儿童文学概论》引言中提出的“儿童研究先于儿童文学研究”这一重要的学术方法，儿童形象在文学中的价值和功能也呈现出深层的丰富性和多义性的可能探讨。 回顾30年的现代文学发展面貌，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于个人现代化的启蒙还是到后期转向民族现代化的热忱，现代化始终是其不变的走向和主题[2]。儿童形象作为现代文学的命题之一亦是行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儿童观”这根魔术师手中的魔棒摇幻出一个多彩纷呈的世界。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的启蒙思潮发现了儿童作为个体生命存在以后，儿童也逐渐被时代先驱者们“觉醒”了。随着周作人关于“儿童本位”的“儿童观”确立，在文学诗篇中，儿童形象也陆续作为新的视角进入文学创作中，为现代文学的人物形象画卷增加了更广阔的篇幅。而儿童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靠叙事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亦表现出其限知角度所特有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 一、儿童浮出历史地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掷地有声地把儒学推上了思想权威地位，家族宗法制度也延续了几千年之久，人的情感虽在唐诗宋词中得到充沛的宣泄，却也只能是对统治阶级低眉顺眼之后的个人喜怒哀乐抒发。且不说妇女、儿童的附庸地位，就连成年男子也只能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臣顺民，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传承把个人与统治王朝的共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儿童本是感性生命的解放、理性的释放和艺术生命的张扬，在经历了梁启超的“科学救国”、鲁迅的“立人”学说和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儿童形象被赋予新的生命和价值在五千年历史和文化中得以凸显。 （一）沉睡的小人――孝文化的牺牲品 中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都与孝文化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痛苦的挣扎，无声的承受还是无望的反抗，都在爱的名义下沉寂了下来，爱与恨的交织是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有过的历史。而作为在一个家族和民族中没有话语权与独立意识的儿童，他们是在成人设定的孝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有的只是被塑造，被定位。鲁迅早在其《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就揭示了封建孝道的残酷：“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3]仅从中国现代文学主将的生活实例就可以看见，鲁迅、郁达夫、胡适、郭沫若等都背负着一份无爱的婚姻，如《家》中的觉新一样，他们的婚姻都是在家长制的承包下完成的，无论是一辈子的坚守还是毅然的逃离对婚姻的双方都是无尽的伤害。 中国古代的儿童仅从其读物就可以观照他们的整个成长历程，儿童读物都是成人们站在道德的高度对孩童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塑造和期待，更是传达儒家正统思想的工具，如《神童诗》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奴隶教育，《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韵语、《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伦理格言。这种旧式的儿童教育在1936年郑振铎的《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一文中总结为“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4]。儿童作为“父为子纲”封建伦理桎梏下的成人附庸品，在中国悠长的古代文学史中出现的本真形象可谓凤毛麟角。所呈现的最活泼少年应是李贽《十三郎五岁朝天》中的“南陔”，《世说新语》中机智善辩的“陈元方”、“孔融”、“谢安”等，但这些儿童与魏晋重玄学思辨的思想背景不无关系，虽有其自然纯真，但也还不是儿童本身的代言人。 （二）希望的寄托――爱国主义的宣传品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在世界版图上沉寂了数年的中国之门，同时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自我中心论，整个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