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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损害中的国家责任研究 　　【摘要】国际法中未规定对损害后果的国家责任，只对运营商的民事责任达成了相对的一致。国家并不是核损害的民事责任主体，但不意味着，国家可以袖手旁观。若以过错责任原则作为归责原则，会使一些国家轻易逃避责任。绝对责任原则的要求过于严苛，不允许任何免责事由的存在。国家并非直接责任人，但由于特殊性质，对受害人履行一定义务。在和平使用核技术下造成的损害，国家对运营商承担补充责任，运营商免责事由同样适用于装置国。 　　【关键词】核损害；国家；责任；免责 　　核能本身所具有巨大能量，为善可以成为清洁能源缓解人类的能源危机；为恶则会造成巨大而持久的损害，成为人类的灾难。然而即使是和平使用核技术，由于核技术的不成熟、设备的不完备甚至是人为的疏忽等原因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核污染，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核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国际法未规定对于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制度，只对运营商的民事责任达成了相对的一致。由于核污染辐射广危险大，仅凭运营商私人难以对受到污染的广泛的受害者，进行充分、合理、及时的赔偿。国家在核技术中得益甚广，核设施国也绝对比运营商更有能力和责任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现代国际法认为国家应承担国际法上不加禁止的行为引起的赔偿责任，然而各国对国家在核损害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莫衷一是。本文将根据1960年《关于原子能领域第三人责任的巴黎公约》（以下简称巴黎公约）、1997《维也纳核损伤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97维也纳公约）等关于核损害的公约为基础，研究在核损害中国家所应当担负的责任及其制度。 　　一、国家是否是核损害中的责任主体 　　根据利用核能的目的不同可以将核行为分为两种，战争时期核武器与和平使用核能源，例如和平时期的核能工厂，两种核行为可能导致不同的国际责任。 　　当一个国际法主体从事了违反国际法规则的行为，或者说当一个国家违反了自己所承担的国际义务时，在国际法上应承担的责任。[1]在战争时期使用核武器，使用核武器的国家当然是核损害的直接责任主体。因为，核武器属于禁止使用的战争手段，各国不论在何种战争或冲突中都不应使用核武器。 　　而对于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所产生的跨国界环境损害，应对其适用新的责任构成理论，即只要造成了跨国界环境损害就构成国际责任。97维也纳公约中将核损害的民事责任主体确定为运营商，而运营商以外的与核设施相关的主体均不在列。也就是说，国家并不是核损害的民事责任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核事件中，国家就可以袖手旁观。事实上，历史上的核事件最终都需要依靠国家来解决核污染导致的相关问题。 　　前苏联曾于1977年9月18日发射宇宙954卫星，卫星携带了有高辐射材料的核反应堆，其中包括10公斤铀235。1978年1月6日，卫星开始坠落，北美防空司令部观察到卫星的下降，警告位于卫星坠落区域的国家。1978年1月24日卫星坠毁于加拿大。大量的放射性碎片包括50个巨大的碎片以及超过4000微粒，散落于超过124000平方公里的北亚伯达和萨斯喀彻温省。加拿大政府要求前苏联提供卫星完整的资料，前苏联除了表示其对碎片不感兴趣以及加拿大可以自行解决这些碎片外，无任何回应。此后，加拿大与美国合作，采取了清洁计划，计划于1978年10月结束，恢复了预计核损害的0.1%，这项计划花费了大约1400万加币。加方就此向前苏联索赔，但是其拒绝赔偿，加方向联合国提交报告并向前苏联要求赔偿。最终，前苏联在1981年同意向加方总共支付300万加币以最终解决宇宙954事件的所有相关问题。 　　切尔诺贝利核爆同样也表明了国家应在国际法下，对自然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包括所谓的跨国损害的直接和非直接的伤害承担责任。在该次核爆中，虽然受害者并未获得赔偿，但是前苏联对受到核污染的区域进行了紧急疏散。这个事件提醒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必须考虑政府责任制度和国际能源法的公约是否足够、适合且有效地补偿了因此类活动导致的对人类的伤害的严重后果，国家或私人运营者是否应当部分或全部的对这种冒险活动中伤患负责。[2] 　　因此，国家在核损害事件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体，不论是《巴黎公约》还是97维也纳公约，都对国家在核损害事件中所应为之义务做出了规定。 　　二、国际法下的一般归责原则 　　在国家责任制度被国际文件确认之前，其一直以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的形式发展：在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科孚海峡案以及核试验案中确定了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以及跨国责任原则。在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努力下，国家责任原则有了新的发展。 　　（一）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作为一般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其构成要件有四：第一，有侵权行为；第二，有损害后果；第三，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第四，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过错责任原则是最一般的规则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在过错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