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docVIP

“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 　　马寅初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与教育家。在外敌入侵、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刻，他做讲演、写文章，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和通货膨胀，痛斥“四大家族”出卖民族利益，即使被捕入狱依旧不改以往的铮铮傲骨！其行一如其言：“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1939年，是马寅初所经历的极为不平凡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终于找到了治疗中国各弊病的药方，开始了新的追求真、善、美、圣之终极目标的征程…… 　　马寅初的故事，最有名的莫过于他的那部书―《新人口论》；马寅初的性格，最有名的莫过于他的那句话―“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老人活了整整一百岁，一百岁的年龄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故事；老人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旅程还有纷纷繁繁说不尽的风云。但是他却牢牢地记住了“1939年”这个普通的年份―“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这是老人于1960年写下的一段文字。 　　马寅初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定在了1939年―这一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与今日当道的豺狼来谈经济政策，无异于对牛弹琴，格格不入。” 　　那是公元1907年―中国的男人们都还拖着一条辫子、中国的女人们都还裹着三寸金莲的时候，25岁的马寅初即已成为美国耶鲁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了。为了早日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他放弃了在国内所学的采矿专业，“改行”攻读经济学了―“国人对于经济二字，素少研究，所研究者多系文学。自经甲午、庚子两役以后，中国赔欠甚?，大借外债，国人始稍稍注意经济。然财政与金融，在当时能分清楚者，殊不多觏。”这是他当年的感叹，也是他立志改行的真正原因。1910年，取得硕士文凭的马寅初再次考入“培养政治与经济领袖人才之摇篮”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成为著名的财政学教授赛利格曼的博士研究生。他的毕业论文，竟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不去写自己所熟悉的中国问题，而是“舍近求远”，研究起了纽约市的财政。不为别的，只当“实战演习”，以便回国后能够有所借鉴，有所依循，有所参照，有所帮助。一句话：学以致用。 　　1914年，32岁的马寅初学成回国了。他雄心勃勃，更信心百倍，立志要以西方先进的经济管理模式，来革新与改良中国的腐朽财政体系，启动国民经济的振兴，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然而现实的一切却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最初他进了财政部，一心想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蓝图，其结果却是失望而归；继之他又将研究的方向由财政学转为金融货币学，并于实践中提出了改革币制的设想，以此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其结果竟是无人理会；最后他跟随蔡元培回到自己的家乡浙江，着手改革当地的政治和经济，立志建设起一个模范治理的“实验区”与“理想国”，其结果同样是无功而返……十余年的努力，十余年的心血，先是绝望于北洋政府―“军阀不去，财政无整理之望，金融无旺盛之期。”后则悲叹于“青天白日”―“昔日满清政府及军阀所不敢为者，而今已现于青天白日之下，诚可谓每况愈下，令人为之痛哭也！”“吃一堑长一智”的马寅初终于从书本中清醒过来，并悟出了社会病根之所在。 　　那是到了1928年―这一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五院制”，即于政府主席之下设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共同主持政府的工作；这一年马寅初的名声也在与日俱增，尤其是由他亲执帅旗的“中国经济学社”，成为了学术界令人瞩目的团体。于是乎立法院的院长亲自派人登门邀请了他，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借助马寅初的声望，既可装点门面，也可装扮自己。 　　本已发出了“令人为之痛哭也”的马寅初，想必是不会再与“青天白日”合作了，但事实不然，他居然接受了聘书―出任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对于马寅初的这次“出山”，当今的不少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他的“一时迷惑”，对于“打着三民主义旗号、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而暗中破坏三民主义者的虚伪面目尚未认清”；有人认为，这是他想借此机会，“能够直接接触、深入研究有关财政经济问题的资料，寻找国民经济的症结所在，谋求解决的办法”……但不管是出于哪一种原因，自打马寅初进入立法院之后，立法院便再也没有平静过，这则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针对着少数私商垄断了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的粮食与食盐的现实状况，马寅初拟定出了《粮食法》和《新盐法》，提出必须由政府统一管理、统一调节；但是这两个“法”偏偏触及到了政府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很快便在立法院中遭到否决。 　　……针对着法国人在中国开办“万国储蓄会”，欺骗市民购买彩票一事，马寅初指出这是一种经济侵略的手段，必须彻底揭穿，坚决制止；但是这一提案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