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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女性的顺从与叛逆 　　摘 要：《左传》中的贵族女性，在政治利益、父权制和礼制结盟的威压之下，表现出了顺从与叛逆两种姿态。顺从是主流，叛逆则是不和谐音。当然，它也是极微弱、极有限的。 　　关键词：政治联姻 顺从 叛逆 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8-0090-03 　　作者简介：范爱荣（1975―），女，湖北孝感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兰州交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古典文学。 　　春秋时期，君卿士大夫等贵族的婚姻总是与现实政治紧紧连在一起，遵循利益优先的原则。《左传》中利益优先的政治婚姻实例很多，如襄公二十一年，邾大夫庶其携漆地，闾丘来投奔，季武子就把襄公之姑许配给他。又僖公十四年，?子不朝于鲁，僖公发怒就扣留了?季姬，不让她回去。僖公三十一年冬，杞伯姬来求妇，请求庇护。大而言之，周代由现实政治需要而绾结的政治网络，实质上也是一个庞大的姻亲集团。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说：“且异性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此种制度亦由时势之所趋。”[1] （ P.60 ）在强大的政治势力的威压下，婚姻缔结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中的男性的意愿都不被作为考量的因素，遑论女性，她们只能顺从家国的意志。 　　周代以来形成的礼制对女性的顺从起到了强化的作用，培养女子顺从的品性甚至可以作为女性教育成功的标志。《礼记?昏义》云：“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教成祭之，牲用鱼，?之以?藻，所以成妇顺也。”《礼记?郊特牲》云：“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传曰：“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也。”它们都明确要求女性顺从、贞节。礼具有道德规范与教化的作用，春秋时期有不少明于礼法的贵族妇女，一切依礼而行，是遵纪守礼的楷模。僖公二十二年，晋国的太子圉在秦国作人质，劝说怀嬴跟他一起逃回晋国去，怀嬴拒绝了，说：“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敢言。”庄公十四年，息妫嫁给楚文王之后，一直不主动说话，楚王问她，她表示：“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伯姬于成公九年嫁给宋恭公，七年后宋恭公卒，守寡三十余年，至襄公三十年，因“待姆也”而葬身火海。这些行为，或可笑，或可悲可叹，但她们都是遵奉“礼”的要求而行事的。在礼对女性的人身束缚之下，女性又自我强化了道德意识和贞节观念。从根本上来说，贵族妇女对礼的自觉遵行，既是个人伦理道德上的自律，也是对父权制社会的顺应与迎合。 　　政治联姻成功后，贵族女性被纳入到父权制体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她们与男性一起参与政治并得以书写历史。如桓公十三年，邓曼谏屈瑕伐罗。庄公六年，文姜请归卫宝。僖公十八年秋，声姜以公故，会齐侯于卞。僖公二十二年，郑文夫人芈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僖公三十三年，文嬴请三帅。襄公三十年，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昭公十年，穆孟姬为陈桓子请高唐等。诚然，政治联姻赋予了贵族妇女以某种特权，然而，贵族女性参与政治是专属于上层贵族妇女的特权，是“历史的奢侈品”[2] （P.474 ），它不能消除，也无法掩盖男女两性在人权、尊严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在婚姻生活中，女性更多的是对男权的屈从与顺应，而男性则享有较女性更多的自由，特别是处置自己妻子命运的自由。《礼记?檀弓上》第十九节规定：“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 贵族男性可以比照着这一标准，合礼合法地拥有多个妻子，与此同时，男子还享有“出妻”的权利。《左传》中存在着不少“出妻”现象。齐国的蔡姬（僖公三年），鲁国的郯伯姬、杞叔姬和声伯之母（分别见于宣公十六年、成公五年、成公十一年），还有卫太叔疾之初妻（哀公十一年）均被“出”。出妻现象产生的原因，一部分在于婚姻缔结的基础是政治利益而不是夫妇感情，故而政治形势和利益发生变化时，解除婚姻就很自然了。另外，父权制下，妻子是男性家长的私有财产，男性家长对其有着绝对的支配权。“出妻”就是专属于男子的特权，而对女子而言，则完全没有与丈夫离异的自由，甚至也没有不被“出”的自由。周代有“七出”之说，所谓七出，即援引一定的理由以解除婚约。《大戴礼记?本命》云：“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其实质是将妇女纳入奴隶制的伦理道德范畴之下，为出妻制造理论上的根据。但上面列举的《左传》中的五例“出妻”，大多不合上引“七出”之条例，这表明男性贵族出妻其实并不需要理论依据，他们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妻子。 　　《左传》中女性的屈从与顺应还表现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