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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再审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进行的审判，也即东京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惩罚战犯的审判之一，它和欧洲国际军事法庭所进行的审判，也即纽伦堡审判，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审判。这两个审判，不仅惩罚了战犯，伸张了国际正义，也为战后提供了一套新的处理战争问题的行为准则，即国家及其领导人不仅要对本国及其人民承担义务，而且必须对人类共同体及世界和平负有责任。在此基础上， 制止侵略行为、维护和平安全的国际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了发展。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建构人类持久和平的重要一环。 　　日本右翼一直极力否认东京审判的正当性，2013年3月12日，安倍晋三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说，二战后的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而此前他也宣称，日本的甲级战犯依照日本国内的法律并不是战争罪犯。他发表这一系列言论的目的就是否定东京审判的判决，为日本的侵略罪行翻案。与此相对的是，中国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捍卫东京审判的成果和原则，并为此与日本右翼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给了其他国家一个印象，似乎中国在找日本的麻烦，不断地重翻历史旧账，敲打现在的日本政府。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否！众所周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中、英、法、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美国在其中发挥了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可是，为什么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没有像中国那样，一直对否定东京审判的行为进行强烈谴责，并与之展开斗争呢？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德国著名学者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说过，在德国深刻反思二战的背后，有美国的影子。美国确实在战后初期德国清理纳粹遗毒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那么，在日本不深刻反思的背后，是否也有美国的影子呢？我们回首东京审判就可以发现，当时的审判固然比较成功地完成了其使命，但当时美国的一些实用主义自私行为，也为日本不彻底反省侵略历史留下了后患。 　　一、 人类吸取战争历史教训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按照西方传统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 国家领导人发动战争并不遭到谴责， 他们作为个人进行战争， 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军队及其指挥官特别是中下级军官不过是执行命令，也不应当被追究责任。与此相关的是，战争犯罪只局限于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罪行。 　　第一次世界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人类面临的灾难是空前的，人们开始觉醒，在大战期间就提出了审判和惩处发动战争罪魁祸首的问题。1919年1月26日，在巴黎和会上成立了战争责任问题委员会，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第227条规定，把德皇威廉二世作为主要战犯之一，交付国际法庭审判。为此，协约国准备组建一个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但由于威廉二世逃亡荷兰，并且荷兰以政治犯不引渡为由拒绝交出，这个尝试失败了。不过这个尝试仍有积极意义，它确立了个人在战争期间的罪行在战后应当得到惩治这样一个理念。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理念又得到了进一步发扬。1928年8月27日签订的《巴黎非战公约》，其正式名称是《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缔约各国谴责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并废弃以战争作为在其相互关系中实施国家政策的工具;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解决。包括德、意、日、美、英在内的缔约国均明确表示放弃战争。该条约1929年7月25日生效，至1933年共有63个国家批准或加入。遗憾的是，该公约未规定制裁侵略的具体措施。 　　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作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全球性战争，二战最高潮时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虽然最终以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而告终，但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和破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严重，这使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人类命运休戚相关，不能动辄使用武力，应当停止相互之间的大规模杀戮。在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的基础之上，同盟国决定对战争的发动者进行惩处，同时也是为了警告后人，不要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以避免世界大战的悲剧再次重演。 　　但是，对于如何处理战争发动者，由于战犯们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影响过于触目惊心，一开始很多人并不冷静。在欧洲，有人主张立即处决纳粹首要战犯，流放纳粹下层党员，把德国战俘作为强制性劳力使用;也有人主张拆除德国所有的工业设施，以消除其发动战争的潜在能力。同时，也有不少人强烈反对这种以暴制暴的处理方法，主张对战犯通过审判加以理性惩处。经过激烈斗争， 倡导审判的观点最终取得胜利，发动战争的罪犯们被推上了被告席。 　　二、 德、日战争反省的歧路 　　1943年10月30日，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作出了关于追究和惩治法西斯战犯的决议。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