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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干宝到蒲松龄 　　摘要：“知人论世”通常存在于诗文评中，但细细考察，我国古代志怪小说也同样具有“知人论世”的效果。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六朝志怪小说，对史传进行改造，用短小的篇章获得“知人论世”的审美品格。以《宣室志》为代表的唐宋笔记小说在《太平广记》中利用虚构策略，也达到“知人论世”的效果。而蒲松龄《聊斋志异》不仅能“知人”还能“知己”。从干宝到蒲松龄，我们可以挖掘出一条古代志怪小说“知人论世”的线索出来。 　　关键词：干宝；蒲松龄；志怪小说；知人论世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一、“知人论世”说与小说的关系 　　“知人论世”一词，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论世”说常常用在文学批评领域，其内涵因不同的阐释而各有所不同。如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是通过对文学作品、作者本身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进行综合考察，从而得出较为可靠的批评结论。但结合“是尚友也”而言，“知人论世”讲的是如何通过作品、作者及作者时代三者的融汇，与古人为友，从而更好地体悟和认可古人的精神价值，并转换出新的时代精神。这两种基本解释的共同之处都在于要在接受文学作品时尽量打通作品、作者和时代的关系。大部分文学批评，都是依附于诗歌、戏剧、笔记、书信、序文、小说评点等形式存在。如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和清代的小说评点。除了小说评点，还有一种形式是依附于小说内容出现，如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借石头之口批评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各种弊病。就小说而言，囿于体裁，它们极少能成为专门的独立的文学批评。但是，稍加留意我国古代的小说就会发现，它们同样在主体中存留了许多文学批评，这些文学批评不是以独立的文论出现的，而是往往以只言片语或是故事情节或是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因而难以被发现。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古代志怪小说中出现的“知人论世”现象。 　　需要辨析的是“知人”的概念，在《太平广记》中，有一个分类即为“知人”，但此处的“知人”与《世说新语》分类一样，指的是人物品质而非小说功能。因此，《太平广记》中的“知人”和《世说新语》里的类似的人物品鉴，都不能认为是小说的知人。这些小说只是作为文献，记录了“知人”的人物，而不是小说本身具有“知人”或“论世”的功能和效果。所以，本文所指小说的“知人”特指小说在描写文人（也包括艺术家和其他部分历史人物）时能够精到地达到时代、人物乃至作品的融汇效果，从而使得小说具有了这样的艺术特征和美学内涵。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小说体裁的特殊性，小说在进行“知人论世”的时候，很难同时满足作品、作家（艺术家）、时代三者的同时再现。如《幽明录?簪画》载：“顾长康在江陵，爱一女子。还家，长康思之不已，乃画作女形，簪作壁上，簪处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刺，不能进。”尽管在小说中，读者并不能直观地看到画作，只能通过侧面通过情节来了解顾恺之的画技能施及真人身上的神技。但小说利用情节，将历史人物进行夸张塑造，进一步赞扬其画技，这个情节就可以认定为一种“知人论世”的批评。 　　受史传作品的影响，我国古代小说，试图在作意、体制和行文上都尽量向史传作品靠拢。干宝以史家身份作《搜神记》，其意是发明“神道不诬”，《搜神记》中很大部分所载皆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唐传奇则以史笔作小说，往往在小说中详尽介绍主人公姓氏、籍贯、职业、行迹等；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其在自序中说自己“仅成孤愤之书”，又在小说中屡屡自称“异史氏”，其对司马迁的向往之心与共鸣之情不言而喻。我国古代小说作者的努力方向之一，就是使作品具有历史品格。一旦具有了历史品格，小说就不再是“小道”，而是“于人心世道未尝无所裨”（《阅微草堂笔记?序》）。正因为此，作者在塑造小说人物时，总是一心要向真实靠拢。这种技法并不是小说独有的，《左传》《史记》等史传作品中都大量存在。如《左传?宣公二年》记叙刺客暗杀赵盾的过程：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I??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这个过程全然出于虚构也未可知，但这并不影响《左传》的历史品格，更进一步说，这个过程的塑造，强化了赵盾的品质，凸显出了他的历史地位。这样的史传作品，就具有了“知人论世”的功能。至于《史记》更是如此，司马迁大量运用各种笔法，才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因此，小说中这种笔法的大量存在，很难说全然是由小说本身特点决定的，其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是由历史作品所决定的。可以说，历史品格的形成与否，是志怪小说能够“知人论世”的关键。 　　我国古代志怪小说，在六朝时极盛，唐宋亦有之，到清代蒲松龄达到另一个高峰。尽管不能将《聊斋志异》单纯称为志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