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视角下的征地实践：基于鄂中L村的考察.docVIP

博弈论视角下的征地实践：基于鄂中L村的考察 　　摘要：基于对既有征地研究中政治抗争视角以及批判我国当前土地制度视角的反思，研究发现，需要将国家征地行为置于村庄之中，实现征地情境的还原，揭示征地本身的复杂性、所牵涉征地主体及其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才能整体和客观理解征地纠纷和冲突产生的实质。通过对鄂中L村征地实践过程的详细展现和考察，发现征地纠纷主要是村庄内部各主体针对征地利益博弈的结果，与抗争政治视角中农民的利益或权利受损无关，也与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所隐含的土地发展权国有的规定无关。村民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因博弈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村庄利益分配秩序的失衡，引发了村庄公共资源分配失序、村庄社会关系紧张、村庄历史遗留问题被激活等社会后果，侵蚀着村级组织的合法性。 　　关键词：征地;村庄;利益博弈;社会失序 　　中图分类号：C912.82;F30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037-07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步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期间伴随着大量征拆行为。 　　征拆研究中比较典型的是抗争政治视角，其将征拆实践中频发的诸多问题和冲突置于农民与国家关系的范式中探讨，二者呈现出强烈的对立性，主要体现在因土地非农化收益的分配在二者间存在的严重不公[1]，导致农民权利或利益受损，引发农民针对政府的抗争。然而，城郊农民盼征地拆迁[2]的事实越来越为学者发觉。农民尤其是“钉子户”的抗争抗拆行为实则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额外利益，而非权利或利益受损。征地拆迁在本质上是“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再分配过程”[3]。因此，征地拆迁中矛盾和纠纷产生的核心是围绕征拆补偿中有关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过程中的利益博弈问题。该问题在理论上表现为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或土地开发权（土地发展权）归谁。于此，学界有三种代表性观点：土地开发权归农论、土地开发权国有论以及全面开发权论。刘守英可看作土地开发权归农论的重要代表，主张将土地级差收益留在村庄[4]。与之对应，是土地开发权国有论，认为土地增值收益理应由国家掌握并统一支配，即“涨价归公”[5，6]。全面开发权论指出在公平补偿失地者的同时，应将土地自然增值的剩余部分用于支援全国其他农村的建设，这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上表述为“私公兼顾论”[7]。更有学者明确提出，当前我国的土地制度设置恰恰保证了“地利共享”原则，可防止土地食利者阶层产生，实现土地增值收益在全民的公平分配[8]。 　　国家征地行为是在具体村庄中开展。本研究拟通过对一个村庄征地实践过程的展现，厘清各方主体之间的权利―利益关联，以此获得对征地纠纷产生原因以及所造成后果的客观理解。笔者认为征地纠纷的实质为各方主体对土地增值收益的争夺，反映的是各方主体因征地而产生的利益及其维护策略之间的竞争或博弈，体现了博弈论的理论本质。 　　2015年3月24―4月12日，笔者着重就鄂中L村的征地问题进行了专项调研。L村为城中村，处于县城中心地段。L村所在T县于1996年建制，征地工作于此时陆续开展。到目前为止，L村只涉及农地征收，仅有47户因城市道路的开通被纳入拆迁范围，还未实施。L村是移民村，从1958年开始迁入，有5个村民小组。因第5组多为分田到户后迁来，仅户口在村，无土地，亦无房屋，属空挂组。因此，L村实为4个小组，有人口2 376人，856户，土地未征收前有1 100多亩。至2012年，该村仅剩下300亩因项目未落地，仍由村民耕种的土地。其他被征土地，已为城市商业用地、工业用地以及政府行政办公大楼所占据。L村已被卷入城市化浪潮中。 　　二、征地行为的村庄承接与 　　利益密集型村庄的形塑 　　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现实，决定了征地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之中，就我国的征地经验来看，村级组织是征地的执行主体。 　　（一）征地行为的村庄承接 　　征地属国家行为，国家可依据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在依法给与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补偿的前提下，对土地予以征收、收购、征用等。这决定了国家的代表――政府，所拥有征地权的国家权力属性。近20多年来，我国大规模的征地行为多发生在城郊农村以及占据国家地理或战略区位优势的农村，城郊农村是征地集中地。征地与其他需要在农村落实的国家政策一样，要借由基层政权来完成。于村庄而言，征地在深入村庄的过程中，必然会同村庄社会中的“权力文化网络”[9]相碰撞，开启与村民关于土地征收的谈判。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为政府工作绩效评估的关键指标。经济发展任务的设定刺激了地方政府“土地资本化”的冲动，土地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础要素。要获得城市土地的实际增量，只能通过土地征收。随着中央政府对人事管理从“下管二级”向“下管一级”的改革以及岗位目标责任制在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