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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汤敏：现代慈善启蒙与路径 　　本期嘉宾： 汤敏， 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慈善业的深刻变革 　　政府将更多地从直接操作公益事业中解脱出来，从公办公益机构中逐渐退出，还原公益慈善的本来面目。唯其如此，公益社会才能发展得更健康、更大、更强。 　　《中国慈善家》：我们常用“从解构到重构”这个哲学意味很浓的短语，来形容事物某种应激性的变迁过程。而近年来的中国慈善业，是否可以认为经历了这样一种“从解构到重构”的变迁？ 　　汤敏：你的论断非常到位。我们传统中信奉“仁爱”美德，但在社会转型期，一方面是不少道德传统遭遇信任危机，另一方面是现代慈善理念处于启蒙阶段。于是我们看到接踵而来的慈善风波，几只横空飞出的“黑天鹅”，不仅给公办基金会带来空前挑战，也使公众日益提升的公益热情降至冰点。而背后的反思至今仍不彻底，中国慈善业要实现你说的“从解构到重构”，还需一系列配套改革。 　　《中国慈善家》：到目前为止，尽管已经有了不少的调整，但还像是扬汤止沸，够不上真正的改革，是不是没认清问题的症结？在你看来，中国公益慈善领域频现“黑天鹅”的根源何在？ 　　汤敏：长期以来，大部分社会组织更像官办机构，如各种部级、局级的公办基金会。用这种方式来办公益，出事只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因为它们第一不受监督，第二拥有无数特权，第三缺少一些创新。这种没有竞争的公办公益机构很容易变成“二政府”。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公办基金会没有做好事，过去这些年，他们也做了大量好事。但是，在这样的体制下，缺乏创新，也不愿去做草根的、艰苦的、细致的工作，而这些是公益机构必备的方式与能力。 　　《中国慈善家》：既然公办基金会的弊端如此明显、问题如此集中，那么，公益慈善是否更应发挥民间的力量？ 　　汤敏：的确。在社会发展领域和民生领域，民间的公益和民间的慈善，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要发展市场经济，仅靠国有企业不够，还需要一大批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一样，我们在做社会发展、民生工程时，除了有政府机构、公办公益机构之外，同时也需要有一大批民间的社会机构来参与和推动。 　　换句话说，应该抛弃或者改变原来那种对待公益机构的方式，让更多民间机构参与进来，在运作上更开放、更透明、更创新。 　　《中国慈善家》：对中国慈善业而言，这不啻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汤敏：未来政府将更多地从直接操作公益事业中解脱出来，从公办公益机构中逐渐退出。由政府制定政策，通过服务外包，而实际操作则由民间公益机构来进行，还原公益慈善本来面目。唯其如此，公益社会才能发展得更健康、更大、更强。 　　《中国慈善家》：从目前很多政策及发展趋势来看，你认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有没有在朝好的方向转变？ 　　汤敏：对此我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民政部门正在推动一系列改革，包括取消以前民间组织都需要有一个挂靠单位的规定，对组建基金会的各种限制正在逐渐放开。 　　同时，我们还在努力做一些机制上的改革。现在对公益机构的管理非常不合理，公益基金会的运作经费不能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两倍。做公益就该像苦行僧？这其实是种错误的想法。在国际上，做公益本身是个体面的职业，福特基金会的雇员跟国际组织的雇员收入水平是差不多的。否则你就找不到专业人员，做不出专业的事。 　　企业社会投资模式 　　社会投资不是由企业家直接操作，而是由专门的社会企业家来做。他们有和企业家一样的思路，但是他们不太愿意去做企业，他们更愿意做这种社会公益事业。 　　《中国慈善家》：作为金融专家出身的慈善界人士，你如何看待当前做公益较为时兴的方式，比如被视为用企业家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社会投资？ 　　汤敏：企业社会投资作为公益事业的一种新模式，在中国有着广阔的前景。那么，谁来投？当然还是企业家，因为只有企业家们才有这个钱、有这个创意、有这个能力来做。投什么？社会投资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怎么投？一般来说，这种社会投资不是由企业家直接操作，而是由专门的一批人来做。这批人叫做社会企业家。他们有和企业家一样的思路，但是他们不太愿意去做企业，他们更愿意做这种社会公益事业。 　　《中国慈善家》：你自己应该也有不少参与吧？在企业社会投资做得比较有特点的案例中，有没有值得分享的？ 　　汤敏：比如茅于轼先生20年前在山西吕梁龙水头举办的小额贷款试点，就是一种企业社会投资的尝试。小小的一笔钱，也就是三五千块钱的贷款，但对农民来说，却解决了很大问题，当地发生了很大变化。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如何把这个小额贷款做大做强。 　　再比如我和茅于轼先生2002年创办的富平家政学校。我们几个人总共就投入了几十万元，现在它已经能够自我循环，而且越做越大。目前是北京市第二大保姆公司，成了社会投资非常好的一个案例。数额不大的一笔钱，完全以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