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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来去798 　　近日，徐勇的时态空间被798物业封锁，面临被逼退的困境。作为最早进驻798的艺术家，徐勇在798艺术区的10年，是开拓的10年，也是见证的10年。面对可能走出798的终局，在徐勇看来，封门事件并不仅仅是租金的纠葛，其背后包含着798企业管理者对艺术区价值的严重误读，这些误读构成了798艺术区繁荣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和现实发展危机。 　　开拓798 　　《收藏?趋势》：从一个废弃的工厂变成中国当代艺术的前沿阵地，甚至成为北京乃至中国的文化名片，在您看来，是哪些因素促成了798的成功？ 　　徐勇：798艺术区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他地方很难复制。我认为成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原来能耗高、劳动力密集、技术落伍、产品不适应市场的企业退出历史舞台，使得798老旧工业厂房闲置，为艺术家的进驻提供了先决条件。 　　其次，当代艺术自身在“85”以后发展达到了相对成熟的程度，主要是指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和创作经验的成熟，通过作品创作及销售，资金积累也达到一定程度。从艺术生态来看，圆明园画家村时期好比一种游牧生活状态，很多人在北京漂泊，生活很落魄。后来由于偶然因素又聚集到宋庄，那好比农耕社会的一种生存状态，艺术家仍然是在北京远郊边缘农村地带。2002年起入驻798的艺术家大都依靠创作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也促使艺术区在北京核心城区形成，成为大都市先锋时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798艺术区好比中国当代艺术进入到了后工业时代。 　　另外，优越的地理位置，比如CBD、使馆区、美术学院等赋予798独特的环境资源。首钢后来也想改造成798这样的文化艺术区，但缺乏朝阳区的这种人文资源环境。 　　当然，还有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当时在美术圈内保守人士一片反对和不理解声中，政府却有一个冷静理性的判断。如果没有朝阳区政府的积极支持，艺术家可能就聚集到别处去了，798就只能昙花一现。 　　最后，还有奥运会的大背景。北京要树立一个更为开放自由的形象，给当代艺术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机会。2008年之前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当代艺术市场前所未有的繁荣膨胀，这些因素也都促进了798艺术区的快速形成。 　　《收藏?趋势》：在推动798艺术区走向繁荣的道路上，您觉得艺术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徐勇：可以说艺术家和艺术机构是798里最有活力的因素，也是798艺术区核心价值的创造主体，对于艺术区的形成和发展应该说贡献是最大的。 　　当年798工厂将闲置了很久的旧厂房临时租给我们。罗伯特是最先进驻的，开了个小小的网站，后来是东京画廊。2002年9月，我租下核心地带的1184平米锯齿形厂房，用了半年多时间进行装修改造，2003年4月13日，时态空间在“再造798”活动中亮相。企业原计划要在2005年底拆除所有旧厂房，建设新的电子城――这是北京市规划中确定的项目，但那其实基本上就是房地产开发的性质。因为艺术家自发的聚集和推动，使企业原本临时性的出租行为，无心插柳形成了这个艺术区。 　　其实北京有很多知名的区域，比如中关村、什刹海、三里屯的商业性质和繁荣，都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社会民间力量推动的结果。2004年北京被美国新闻周刊评选为世界10大先锋城市之一，就是因为798艺术区的出现。现在很多国外人士都是透过798看中国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最新动态，798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温度计。 　　《收藏?趋势》：作为最早进驻的艺术家，您在798艺术区的10年，是开拓也是见证的过程，这10年里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徐勇：798的这10年，可分这么几个阶段。 　　2002年到2004年，这是798艺术区的初创时期。798地理位置比较偏，很多厂房接近废弃状态，并且2005年底要拆除。当时进驻的艺术家和艺术机构很少，旧厂房租金是每平米6毛6，虽然我们当时觉得不太贵，但仍然比798企业租给他们三产部门的高出了一倍多。我们接受这个价格后，物业很高兴，艺术家要租这种破房子干什么，他们不太理解，对我们的艺术活动或行为更是无法理解，这也导致了后面产生很多矛盾。今天看来，很多故事都可以写成小说了。 　　2003年4月，在时态空间和百年印象摄影画廊装修改造完成后，我和黄锐策划了“再造798”艺术活动。那时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存在是很边缘的状态，受到多方面压制。当代艺术活动一般都不太公开，或者是半地下的活动。在创作方面的自由度、宽松度都远没现在这么高。 　　“再造798”这个活动在北京把当代艺术跳跃式推向了社会公众舞台，引起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但谁也没想到，在当时引起了798企业的强烈不适，活动没开始就提出“798”是企业的专用称号，不允许我们活动使用。因为工厂实际还存在，有几个车间还在生产，所以他们认为“再造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