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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万亿社会投资止于“民非”制度 　　“民非”制度改革符合国家利益、人民福祉，其最大的难点、也是最容易突破的一点是：愿不愿意挑开“民非”制度“假私济公”这层“窗户纸” 　　今年春节，95岁老母在温州家中不慎手腕骨折，医院不愿收住，保姆不懂护理，只好由两位年过七旬的姐姐和哥哥嫂嫂日夜值班陪护。二姐终于累倒卧床。 　　母亲好不容易养活养大五个子女，老了老了，却不忍子女辛苦照顾自己，常常祈求上帝：“快带我去天堂吧！”兄弟姐妹聚在一起时，总讨论一个话题：我们再老了怎么办？赶紧找好老人院，需是有医疗、护理条件的，最好带临终关怀。指望下一代照顾我们终老可指不起。 　　可话又说回来，举目四望，上哪儿找这样的老人院？即使找到了，还不知能否付得起钱？ 　　按照联合国“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达到人口总数的10%即为老龄化”的标准，中国已经“未富先老”。2011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为1.78亿，占人口比重为13.3%，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会翻一番，约达27%。被称为“老人国度”的日本，60岁以上老人占人口比例为20.5%。中国正在向超级“老人国”迈进。 　　在中国，养老服务事业和产业发展非常滞后，市场供应呈严重稀缺局面。根据中国老龄委提供的数字：2012年，养老产业的市场需求约为1万亿元，而实际只能满足1000亿元。按照国际通用标准每100位老人需要5张养老院床位计算，全国共需养老床位800万张，而目前仅能供应266万张。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实际上中国对养老床位的需求量更高。 　　建有近千间高品质老年公寓的上海“亲和源”，是注册于民政部门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投资规模很大，管理服务水平也相当高。但其投资人对自己的尴尬处境不无困惑，曾对笔者说：“我们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非男非女’（民办非企业），投资来自私人，性质属于非营利……”面对他的调侃，笔者不敢深谈，一深入，好多问题说不清。 　　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非营利组织的定义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民非”机构面临“五不”政策困境：首先，投资人（法规称“投入人”）对该组织不享有任何财产权利；其次，不得分红；第三，不能向银行贷款；第四，不准设立分支机构；第五，许多机构不能获得免税优惠。 　　除了政府直接管理的公立养老机构，国家把民办养老机构划分为公益性和商业性两类。投资创办养老机构，并想获得国家对养老产业的优惠政策，须在民政部门申请“民非”注册，同时接受投资资产归社会所有、不能分红及资产不能用作抵押融资等法律规定的条件。你想办商业性养老机构，那就去工商注册，自然，国家扶持民办养老机构的一切优惠政策也与你无缘。 　　商业性养老项目难以平衡日益高企的商业地价成本和房地产税费，要么定位高端、高收费，要么重套现快的“养老地产”，轻专业配套的养老服务，以规避投资风险；而开发同样品质的产品，公益性养老机构却可得到政府政策性供地和其他优惠政策，成本大大降低。一些投资者在权衡成本之后选择了“民非”模式，但“民非”模式又意味着要放弃财产所有权，让更多的投资者望而止步。 　　尴尬的“民非”投资人 　　处境尴尬的不只是养老产业。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民非”20.4万个，其中教育类占51%，社会服务类占16%，卫生类占11%。教育类“民非”的主体是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卫生类“民非”的主体是民办医院和诊所；社会服务类“民非”中有大量民办养老机构。这三大类“民非”的数量约占全部“民非”的70%以上，投资总量占90%以上。投资主体是私人资本，而非公益慈善捐赠。 　　中国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事业亟待发展，光靠政府投入，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1998年出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积极意义在于，国家把过去完全由自己控制和管理的一部分公共服务领域让出来，设计了一个公私、社企模糊的空间来吸引社会投资。如果没有这种设计，这些领域连现在的投资规模都不会拥有。 　　问题是，中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并没那么多慈善捐款来办公益事业，恰恰是商业资本接驳“民非”制度进入公益领域，才有了中国“民非”今天的发展局面。这些投资人中不乏心怀社会理想者，但他们并非出于捐赠动机，而是进行着一项投资选择。全国有上万家在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医院和诊所，而李亚鹏、王菲夫妇创办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据称是建国以来第一家儿童慈善医院。 　　当你到一家口腔诊所花1000元镶了一颗牙时，你有没有感觉到是在接受一家非营利组织的服务？事实上，这家诊所的登记证书写的是非营利社会组织。在全国10万家教育类“民非”中，用捐款设立的纯粹非营利性机构更是凤毛麟角。 　　笔者无意否定私人投资的“民非”在我国教育、医疗卫生和养老事业发展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正是基于对这种贡献的肯定，当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