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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城市工人调查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孕育和诞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在城市开展了工人调查，出发点是为了了解中国国情，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途径，直接目的是工人运动服务，阶级分析方法是最主要的分析方法。随着革命事业的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从城市开始的调查研究方法在农村得到了更广泛地运用，并逐步成为我党的最主要的工作方法之一，但是城市调查却由此停止，虽是客观条件使然，但也不免留下遗憾。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城市；工人调查；工人运动 　　社会调查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工作方法之一。但是，提起我党的社会调查，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农村调查。事实上，如同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一样，中国早期的社会调查也是从城市开始的，集中于工人调查，出发点是了解中国国情，直接目的是为工人运动服务，其主要的分析方法是阶级分析法。 　　一、调查目的：了解国情，直接服务于工人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份子，就已经开始用社会调查的方法了解中国国情。 　　毛泽东在回忆自己开展社会调查的最初动力时说道：“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这段话不但揭示了毛泽东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以及时间，还揭示了毛泽东以后在各种社会调查中为何始终坚持使用的阶级分析法，更说明了毛泽东终身致力于社会调查的原因，就是要真实地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是中国早期城市工人调查的开拓者之一。1919年7月，毛泽东进行了关于工人情况的调查包括“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2]其他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在此时投入到城市工人调查的潮流中。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委托郑凯卿、包惠僧等人调查汉口工人的状况。《新青年》从七卷开始专设社会调查栏目，公开征集调查报告，并刊登了大量调查报告。第七卷第六号专设为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10篇关于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涉及北京、上海、南京、长沙、芜湖、唐山等南北各地工人的劳动状况。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也开始登载关于工人生活和罢工的调查材料。 　　首先从工人开始进行调查，表明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的工作重点在城市，首先发动工人起来开展斗争，因而需要加强对工人情况的调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继续开展针对城市工人的调查。 　　1921年9月至1922年冬，毛泽东先后四次到安源煤矿调查，了解煤矿历史，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的具体表现，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状况并发动和指导工人运动。同时他还对湖南劳工会、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锌矿进行了调查研究。这是对工人状况的最早的全面系统的调查。通过这样的调查，取得了对一个企业、行业乃至地区的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工人的经济状况、政治要求、特别是工人的斗争史、工矿企业史和资本家的对工人剥削史的较全面的认识。 　　邓中夏自从投身五四运动以后，开始关注劳工问题。从此以后，他领导工人运动一直和调查城市工人情况紧密相连，调查研究服务于工人运动。邓中夏于1920年底到长辛店组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领导中国劳工运动。先后指导了1922年8月长辛店工人罢工、10月的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在上海指导22个日资纱厂4万多人罢工，之后又领导了省港大罢工。邓中夏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就是其亲身调查的过程，调查的目的直接为工人运动服务。1926年他对广州的工人生活、劳资状况做了详细调查，写成了《1926年之广州工潮》一文。在文中，他总结了通过广州工人运动得到的认识：第一工人们“一切利益均靠自己奋斗得来”，强调暴力获取利益的原因，“假使有其他更和平方法可以使我们得到这些最低要求，我们何乐而不为，过去一年的工潮也可不致发生。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即此最低要求，我们还不知服了若干的牺牲代价”；第二条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三条是夺取革命领导权；第四，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3]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调查的主要特点：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主 　　虽然早期的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社会学者一同首先将目光聚集在城市生活的底层群里――工人，对他们展开一系列调查。但是，由于两者处于不同的位置，使用的分析方法绝然不同，继而得出的结论也天壤之别。 　　马克思主义者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分析武器的。这种阶级分析法不仅仅运用在以后的农村调查当中，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