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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经济数据讲述的是不同的故事 据巴雷特和阿特曼等经济学家的统计，从公元1600 到1799 年的2 个世纪内，西班牙统治的拉丁美洲共生产了11.2 万吨白银，其中超过4 万吨以各种渠道流入中国，流入印度的也有2 万吨左右。也就是说，西班牙在美洲的经营开发，一大半都是在替中国和印度打工，西班牙人工作得越努力，中国和印度就越富裕，而西班牙自身则少有寸进。类似的事情，也在发生在其他欧洲国家身上。欧洲人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大航海和工业革命，亚洲人则安全地坐享其成。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对亚洲极为有利的贸易模式，中国和印度可以经此持续获得欧洲资金。难怪当欧洲人在中国和印度周边大肆抢占殖民地的时候，并未受到这两个亚洲大国的阻止，反而获得一定程度的欢迎和鼓励――有谁会拒绝人傻钱多、主动上门的主顾呢？ 谈起清朝，人们想到的往往是许多屈辱的往事，以及令人不齿的责任人：勤奋而无知的皇帝、颟顸而贪婪的官员、在小股外国侵略者面前一触即溃的无能军队、食古不化的知识分子，还有缺乏创新精神、甘心给洋大人当买办的民族企业家。总而言之，全是败家子。 说来奇怪，这些不肖子孙花了上百年，才把清帝国的江山败完。看来，他们似乎有的是家产可败，除了上千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国土和数以吨计的文物，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财富。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颐和园、清东陵等富丽堂皇的清朝名胜古迹，都在无声地诉说那个时代空前的经济繁荣。 正如清朝的版图远大于明朝一样，清朝的财富也远多于明朝，甚至要多出好几倍。按照英国经济史权威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在公元1600 年左右，明帝国的GDP 达到960 亿“国际元”，占全球GDP 总量的29%。清朝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中国的GDP 萎缩到828亿“国际元”，占全球GDP 的22%，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也被印度莫卧儿帝国取代。但到了鸦片战争前夕的公元1820 年，中国的GDP 膨胀到2286 亿“国际元”，占全球GDP 的33%，为明帝国GDP 最高值的2.38 倍，2 倍于刚被英国征服的印度，稳居全球第一。如此庞大的经济规模，使清帝国可以养活空前庞大的人口――鸦片战争爆发时已经达到4 亿大关，国民的生活水平还略高于明朝。 清朝中前期，中国有过一次史无前例的长期经济增长，这次增长并不全部来自于古代国家经济的支柱――传统农业。从公元1650 年到1820 年，中国的耕地面积仅从约4000 万公顷增长到7370 万公顷，提升了84%。在此期间，农业技术的改进是有限的，玉米、红薯、土豆等美洲高产作物的普及程度也并不很高，大部分中国农民依然习惯于种植和食用稻米和小麦。与此同时，欧洲出现了工业革命，每年都推出数以百计的科技发明，并且在世界其他地区大肆扩展殖民地，无所顾忌地掠夺其资源财富。许多学者都言之凿凿地声称，正是从公元1650 年（ 或1700 年） 到1820 年，中国由于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和缺乏海外殖民地，失去了此前领先于西方的位置，从此落后于西方，并在此后与西方的较量中全面溃败，这都是清朝落后的政治制度和保守的科技文化思想所决定的。经济数据讲述的故事与此完全不同。 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从公元1700 年到1820 年， 中国的GDP 年均增长0.85%，这一增长速度在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中高居第三位，仅略低于发生工业革命和广占海外殖民地的英国（GDP 年均增长0.94%） 和白手起家、因而缺乏可比性的美国（GDP 年均增长2.72%），而领先于所有其他欧洲列强。这方面最典型的反面例证当数法国和西班牙：两国都积极参予工业革命，连续推出发明创新，同时广占海外殖民地，版图总面积甚至比清帝国还大，其GDP却不足清帝国和印度莫卧儿帝国的五分之一，只与此时闭关锁国、驱逐外国人、严禁火器、大搞科技倒退运动的日本相当。从GDP 规模来看，从公元1700 年到1820 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和缺乏海外殖民地的中国并未被西方落下，反倒不断扩大着对西方的优势：公元1700年，包括英、法、德、意、荷、西、葡等国在内，西欧的GDP 占全球GDP 的21%，中国的GDP 占全球GDP 的22%，旗鼓相当；但到了公元1820 年，已从拿破仑战争中恢复、工业革命成果丰厚，并把大半个地球都变成了自己殖民地的西欧各国GDP 总值占全球GDP 的23%，而告别“康乾盛世”已久的中国GDP 却占全球GDP 的33%，约等于西欧各国GDP 总值的1.5 倍。 看来，科技创新和军事扩张都不足以保证经济的长期繁荣，反倒很容易导致短暂繁荣之后的长久停滞、以至于衰退。 那么，究竟什么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繁荣呢？ 答案只能从经济本身去找。自从人类告别物物交换的原始社会以来，经济的核心内容就一直是货币流通。优良的行业由于资金持续流入，每年都收益丰厚，被称为“金饭碗”；普通行业资金在旺季流入，在淡季流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