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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歌者与编辑舞者 摘要：沈从文的报刊编辑实践思想充分体现在其对《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活动中。他深刻论述了报纸副刊的重要性，积极营造读者至上的副刊编辑观；追求文学超脱性，旨在建立高雅文学园地的编辑理想；坚持只认作品不认人，作品能修不退的人本编辑态度；他要求编者谨守职业的尊严，对副刊版面编排精益求精。 关键词： 沈从文 创作歌者 编辑舞者 文艺副刊 编辑思想 1928年，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合伙创办《红黑》月刊，由此开始了近20年的编辑生涯。20年中，沈从文创办和主编过多种报纸，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形成了其独特的编辑思想、编辑理念，特别是1933年9月接受《大公报》邀请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后，其报纸副刊编辑思想得到了充分体现。 一、深刻论述副刊的重要性，积极营造读者至上的副刊编辑观 20世纪30年代初，《大公报?文艺副刊》由“学衡派”代表人物、清华大学教授吴宓主编。吴宓思想保守，反对新文化运动，主编的《文艺副刊》学院气息浓厚，远离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不能有效地融入社会现实，不能被当时文学的现实和主流接纳，读者关注度不断降低。《大公报》经理胡政之对此十分不满。1933年10月，胡政之在杨振声引荐下邀请沈从文和杨振声一起主编《文艺副刊》。此时的沈从文虽说生活潦倒，但向往文学创作自由的追求不改。他称赞《大公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即不受党派支配，言论独立，不受任何方面收买，不盲从）“四不”的办刊方针，双方因对自由思想的追求一拍即合。有人说，沈从文进入《文艺副刊》是“人适、报适、时适、地适”的必然走向，是人与报纸双方各自能满足对方需要的一种双向选择后的必然结果。[1]从接手《文艺副刊》开始，沈即顺应读者的需要和副刊发展规律，对副刊出版的版面大小和出版周期进行及时调整，直到1935年8月25日出至166期后与萧乾主编的《小公园》合并改为《文艺》为止。两年时间里，由于杨振声受教育部委托主要从事华北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沈从文事实上承担起了《文艺副刊》组稿、处理来稿、专栏安排、联系作者、答读者问等属于主编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文艺副刊》“固定读者大约二十万人”，这个数目在当时的文艺界相当可观。此后，《文艺副刊》改由萧乾负责，但沈从文仍是副刊的主要撰稿人。 “新闻是报纸的灵魂，副刊是报纸的面孔，报纸耐看不耐看主要看副刊。”[2]赵超构的这句话深刻阐述了副刊在报纸编辑中的重要作用。“副刊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缘于报业竞争……副刊的‘可读性’，一直是报纸同业间竞争的有力支柱。”[3]在报纸的发展史上，副刊以其内容的深度、品位、可读性和感染力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其文化品位的高低决定了报纸的整体品位，决定了报纸对读者的吸引程度和读者的个人品位。20世纪初的沈从文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发表了一系列阐述副刊对于报纸不可或缺的言论。他强调“许多报纸存在和发展，副刊好坏即大有关系”，[4]从副刊对社会思想和文学运动的影响，论述了副刊决定着报纸生存的重要问题：“初期社会重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得到完全成功的。近二十年新作家的初期作品，更无不由副刊介绍给读者。鲁迅的短短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到民十四五以后，在北方，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且照例比任何版编辑重要。”[5] 沈从文意识到读者对于办好副刊的重要价值，并逐步形成了他判定副刊质量好坏的标准，即读者至上观。在《文艺副刊》编辑活动中，沈时刻提醒报刊的编辑，要以获得读者认可作为副刊编辑的把关原则。他要求编辑的副刊文章要让读者看得懂、想得通、弄得明。但关注读者的阅读需求并不是要一味地迎合读者的阅读喜好。“刊物愿意多销一点，却也并不因为应当多销把趣味俯就。”[6]他坚决反对以伤害文学的质量来换取读者的数量，认为把握“读者理解力”并不是要编辑一些低俗的内容。他严厉批评一些出版家在刊物中大量刊登有关作家的私生活与逸闻逸事。特别批评了“海派”文人为攫取名利而迎合小市民趣味、粗制滥造的坏现象。在保证文学质量的前提下，沈从文支持副刊面向市场：副刊要成为决定报纸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就须面向市场，在市场中获得读者的认可，从而扩大报纸的销路。 二、追求文学超脱政治与商业，企图建设高雅文学园地的编辑理想 文学与政治、商业的关系问题是文学创作不可回避的大问题。沈从文对此态度鲜明，明确表示不赞成文学艺术商品化倾向，反对文学艺术变为政治的附属品或点缀品。他多次对文人依附外部力量进行商业化和政治性创作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近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毁去了文学固有的庄严与诚实。若艺术家文学家失去与民族情感接触的正当原则，仅图利用政治上的包庇惯性和商业上的宣传方式，取得群众的一时认可，个人有所得，却把艺术文学在这个不良关系上完全堕落了”。[7]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自我主体意识的自由派作家，从踏入文学界伊始，他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