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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需要文化思维 提升文化竞争力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在崛起之前，都有一段时间的文化繁衍。在中国历史上是这样，在当代，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推动，那就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从思想深度和冲击力来看，应该说那是一次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文化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了。当今世界，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正越来越突出。我们对文化的认识也要有进一步的提升，必须充分估计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过程中文化的战略地位，要考虑到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文化竞争力的核心作用。 　　国外有许多学者认为，我们正在面临第二次现代化。这种理论认为，重视经济发展和物质进步是第一次现代化；重视文化知识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是第二次现代化。也就是说，第二次现代化是指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很多国家，他们新的建筑都不多。不像在我们这里，都是把城市的建筑物作为城市发展的标志。那么这几十年来，那些国家的发展体现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发展在于文化，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于金融向国外的扩张、服务业的外包等等。所以，它的精华其实在于物质后面文化动力的进步和发展。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我们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怎么发展？特别是大城市经济怎么发展？可以举两个地方为例。一个是南京市鼓楼区，它位于南京的主城区。调查发现，因为很多大学都在这个区，它就充分利用科教资源，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发展成为这个区主要的经济增长动力，它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南京市和江苏省的速度。这个城区找到了文化发展的动力，就克服了大城市城区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再如，苏州的主城区沧浪区。这个区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文化立区”。我们在世界经济史上看到的多是工业立国、出口导向、科教兴国，“文化立区”的提法是不多见的。 　　关键在于文化自觉 　　有人说，长三角经济即将出现拐点。其实不然。长三角经济快速发展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但是这里也有风险。其中的关键是发展模式能否创新。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长三角地区首先出现了“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在江苏率先异军突起，这其中上海人作出了贡献，上海的一些退休工人和星期日工程师支持了苏南的乡镇企业；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温州模式”，个体私营经济在浙江遍地开花；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浦东模式”，外向型经济、总部经济在上海浦东闪亮登场，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新的动力源。 　　那么，现在长三角地区如何实现持续的率先发展？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文化推动，尤其是其中有一个问题叫文化自觉。当前文化自觉的重点是克服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弱点或者叫“弱文化”。 　　现在上海正在建设国际大都市，而它文化上的问题则需要克服所谓的“大上海文化”。上海文化被称为海派文化，这是一个褒义词，肯定了它对外开放的意义。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上海都是龙头，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能以“老大”自居。客观上，上海经济已经对江苏经济和浙江经济形成了很大的辐射拉动作用。主观上，上海人今后应该为江苏人、浙江人进一步作出榜样，胸襟更宽、思路更新，也就是说，要更有文化。 　　江苏文化中的求实与创新精神十分可贵，使中国民族工业在这块热土上首先发育成长。但是，江苏文化也有弱点，近年来这个问题已经暴露出来。前不久，太湖蓝藻水污染事件爆发，是苏南经济快速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负面现象。太湖蓝藻水污染的恶化，不是某一届、某一地政府之过，也不是某一家企业造成的，大家都是有一定责任的。江苏人具有率先意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先发展后治理等观念的影响。为此，江苏省委、省政府多次开会，要在更深层次上寻找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存在的盲点和不足，下令要求铁腕治污。应该说在江苏经济发展几十年来，这一次是最突出的文化自觉的表现。 　　具有敢闯、敢冒险的精神是浙江文化的优点。我国新疆伊犁、美国纽约、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很多城市都可以见到温州人开的餐馆和商铺，温州人遍布世界，真是“无温不市”。好比以前江苏人说“无宜不教”，就是说没有宜兴的教授，大学是办不成的。但浙江文化中也有“弱文化”，例如经济伦理问题，即诚信文化的缺失。在当前的世界市场上，不少国家对中国的低价产品的质量与品牌颇有微词，这已经成为我国进入WTO后国际贸易的新壁垒。 　　我国搞市场经济搞了十多年，时间不长，还不成熟，最不成熟的地方就是诚信不足。这不是一地的问题，这在长三角地区有一定的普遍性。比如上街买东西，标价是不是合理，标牌是不是真的，总是让人有些不放心。这就需要十分重视诚信文化的选择。 　　当年中央决定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时候，江苏省提出要“支持和主动呼应浦东开发开放”。以后，江苏和浙江都提出了“接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