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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与出版刍议 　　摘要： 　　近年来，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成果丰富。教材编写理念的进步，推动了主题型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更出现了一些有地方色彩和个性色彩的教材。回顾大学语文教材出版情况，本文认为立体化教材建设应进一步加强，教材生态化建设和教材回访工作也应该引起重视。 　　关键词： 　　大学语文 教材 编写 出版 　　一、教材理念“一小步”，教材内容大突破 　　1.主题型教材的编写与出版 　　大学语文课程和教材建设的发展，首先依赖于学科理念的改变，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有编写理念的不断进步，才有可能使教材建设走上突破之路，推陈出新。徐中玉本《大学语文》（1996年版）率先把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中，丰富了大学语文的选文，把中外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选入（或节选入）课本，以文学的审美性浸润人心、陶冶情感，该本教材遂被看做是推行素质教育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此前的教材更看重选文的民族性、道德性和政治性，甚至取代了文学的美，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大学语文作为文学类课程的意义和价值。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确保了大学语文的生存空间，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也随之走入了发展的春天。从教材编写体例来看，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体例较多，比如有单一的“文选型”，其特点是在教材理念的筛选下，选取文本汇编教材，供师生参考使用，这类教材内容较为单薄，已逐渐淡出视野。常见的教材主要采用复合型体例，有“二合式”“三合式”“四合式”等等。这些教材，围绕语文的性质，把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分为“写作知识与能力”“文学史知识”“文化知识”几个方面，与“文选”相结合，编成复合型体例的教材，如王步高、丁帆主编的《大学语文》，采用了“文选+文学史”式体例；杨昭蔚主编的教材，则采用了“文选+语言+写作”式体例；沈琳主编的教材，采用了“文选+文学史+语言+写作”式体例等等。 　　随着学界进一步明确大学语文课程的地位和课程的性质，课程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倡导研究性学习，教师由知识输出角色转变成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转而发挥主动性、积极思考并参与到课堂知识性活动中来，大学语文教材则是课堂活动的平台。师生围绕教材文本，选定主题，在生生讨论、师生讨论中带动一个个文化专题的关注与思考，“主题型”教材应运而生并得到师生青睐。如徐中玉本教材按照文本主旨划分为十个单元：品格?胸怀、为政?爱国、社会?民生、人生?世态、亲情?人性、爱情?婚姻、传记?逸事、怀古?咏史、写景?记游、论文?品艺。便于师生在参阅教材的同时，以文本为基础，围绕话题中心，有目标、有节制、有素材地探讨文学、艺术、人生和社会，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保障学生有话可说、有据可论、有理可辩，促进课堂教学组织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甲种本）》（2007）、严廷德等主编的《新世纪大学语文》（2008）、董小玉主编的《大学语文》（2008）也采用了“主题型”体例。“主题型”教材确定单元“中心主题”，汇聚经典选文，促使师生在广度上围绕“主题”多方面地探讨，如从文学的角度、语言的角度、民俗的角度等等不一而足；“主题型”教材还能够引导师生围绕“主题”进行纵深的探讨与思索，进而从具体的文本中升华出文化的内涵、生命的意义。 　　2.特色教材与个性化教材的编写与出版 　　2001年6月，教育部教材整改令下发，教材编订与出版独家垄断的局面被打破，之后陆续涌现了一部部有地方特色、校本特色和个性化色彩的教材，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与出版一片万紫千红的景象。首先，一些大学语文教学工作者根据自己学校性质、学生专业特点、学生实际需求，编写了具有校本特色或者适用于同类院校的教材。这些教材最大的特点是在选文理念方面，有意识地向学校性质、学校实际办学水平、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等倾斜，有鲜明的校本特色和院校类别化适用倾向。有的院校根据学生语言水平和文字能力的实际情况，教材编写中特别注重对写作知识的介绍，以期引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写作训练的重视；有些农林院校充分挖掘校本特色，在教材文本的选择方面，对乡土意识、城乡区别、农业文明等主题有所偏重，是行业类院校教材建设的新成果。 　　其次，一些教材融入了地方文化特色，呈现出教材编写与发行的区域性特点，黄伟林主编的《大学语文》，“使用对象主要是广西区内的本科和高职院校学生”，“教材有意识地选了一些广西题材和广西作者的文章”。地域性文化主题的引入，使师生在使用教材时不自觉地产生了浓郁的亲切感，同时也丰富了教材和教学的可操作性空间。 　　再次，有的大学语文教材在编写中另辟蹊径，比如沈琳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改变了过去《大学语文》教材或以文体为单元或以文学史为单元等单一结构体例……以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