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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化浪潮中的传媒伦理检视 摘要： 受媒介市场化的影响，中国的大众传播中存在由娱乐化浪潮所导致的伦理缺陷问题，主要体现在人文关怀缺位、煽情主义泛滥、专业素养不足、过度娱乐成风等几方面。加强媒体的伦理反省能力，完善媒体的伦理规范研究，是当下中国传播伦理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 娱乐化新闻 传媒伦理 媒体人格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诞生，传媒娱乐化更成为一种深入媒体骨髓的现象。于是反映这种现象的专有术语就出现了，一个是“信息娱乐化”，用以表示新闻报道和时事节目中出现的娱乐和信息融合的趋势；另一个是“娱乐化新闻”，这一词由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研究系的鲍勃?富兰克林创造，在其1997年出版的《娱乐化新闻与新闻媒介》一书中，用该词专指“娱乐化电视新闻”。娱乐化新闻更关注“软”新闻，更关注娱乐界，记者更偏重受众的喜好而不是公共利益，更追求轰动性传播效果而更少进行审慎判断，忽略国际性报道而更多关注国内报道，尤其是犯罪新闻的报道。娱乐化新闻反映了记者在报道中更关注“吸引公众兴趣的故事，而不是事关公众利益的事件”的倾向。[1] 如果对照这些特征来分析，我国当前的新闻报道――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广电媒体――都已经属于严重的“娱乐化新闻”了。现在的媒体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两类：新闻和娱乐。新闻多是以社会新闻、娱乐新闻、法制新闻或其他足以吸引受众眼球的新闻为主要内容，而娱乐则是一种近乎丧失底线的胡闹。在这种娱乐化大潮冲击下，媒体的伦理倾向产生了严重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人文关怀缺位、煽情主义泛滥、专业素养不足、过度娱乐成风。 一、人文关怀缺位 现代传媒的产生是为了给公众提供一个“公共空间”，新闻报道的目的不是为了娱乐大众，而是为了满足公众知情的需要。但是，现在的媒体――尤其是以普通大众为对象的都市媒体――却更愿意花更多精力去关注娱乐界的是非变幻、名人的趣闻绯闻及具有轰动效应的奇闻逸事。用鲍勃?富兰克林的话说就是更关注“吸引公众兴趣的故事，而不是事关公众利益的事件”。[2] 现代传播中的人文关怀的缺位主要体现在对受访者人格尊严的忽视上。人格尊严是一个人应当获得的来自他人最起码的尊重的权利，无论一个人的财产、地位、职业、信仰、种族、年龄、教育、智力等有何不同，甚至哪怕他是一个已入狱的罪犯或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的死囚，他都有最起码的人格尊严，都应得到他人应有的尊重。2011年10月底，深圳发生了“杨武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无论是受害人还是其丈夫，他们都是这一暴力伤害案件中的受害者。记者蜂拥采访，拍摄并公开他们的肖像，这就是对他们人格尊严的严重侵害。11月1日的《江淮晨报》在A21版头条刊登了这样的新闻――《“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是的，你还好意思说！》。这是典型的道德审判，是对当事人人格的直接贬损。11月10日，《江淮晨报》在其官方微博上道歉：“在制作标题时，我们只是浅薄地对受害人杨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未能做到应有的公正、公平，给受害人及读者带来了伤害，在此表示道歉。”一个媒体为什么不能用同情心去感受不幸者的不幸？在这则报道中，媒体不只是“未能做到应有的公正、公平”，最重要的是未能尊重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而且不幸的人的人格尊严。 二、煽情主义泛滥 煽情主义一词最早使用于19世纪80年代，最初该词并无贬义，是指使用和呈现旨在引发受众兴趣并使其兴奋的内容，它应当与不实的、夸张的新闻报道区别开来。创刊于1903年的世界第一份小报――英国的《每日镜报》就曾以煽情著称，在20世纪50年代，《每日镜报》曾在头版刊登过工作信条：“《镜报》是一份煽情报纸。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抱歉。我们对通过煽情手法表现新闻和观点坚信不疑，特别是重要的新闻和观点更应采用煽情手法。……煽情手法以生动而富有戏剧性的手法展现事件，给读者的思想以强烈的震撼。我们使用大号标题、活灵活现的写作手法、通俗简单的日常用语，以及大量卡通形象和照片对事件加以详解……” 但是到了20世纪80至90年代，煽情主义的滥用就引起了西方新闻界和新闻理论界的强烈不满，批评之语此起彼伏。 综观现在的媒体，硬新闻越来越不“硬”了，相反，软新闻却在变得越来越“软”。媒体中名人、趣人、恶人的故事所占的篇幅越来越大，而真正与公众的生活、生存、生命有关的事件所占的篇幅却越来越小。故事讲述者可以积极迎合故事倾听者的趣味，但事件的讲述者则必须严格遵照事件的本真情况进行叙述。当媒体争先恐后地曝光强奸案的更多细节时，有多少媒体真正报道了“杨武事件”背后的新闻？在各家媒体众声喧哗之时，我们听到了太多对“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的嘲笑，却很少听到对犯罪嫌疑人的谴责。这样的媒体早已失去了为公众服务的价值，也完全没有了铁肩担道义的那份社会责任。在煽情主义的引领下，媒体激情战胜了理智、感情取代了事实、情理驱逐了法理。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