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栋 ：让财产显性化.docVIP

孙玉栋 ：让财产显性化 一支笔，两张纸，年终的会议袋明显轻了起来。 这些压缩都会产生红利，但关键是能不能坚持执行下去，能做到什么程度，最终能不能惠及到民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孙玉栋教授接受《中国民商》 采访时首先谈到他最近参加一次会议时的见闻和感受。 在他看来，这同样是对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基本要求，政府应拿出更大的魄力清除障碍，惠及民生。他说，收入分配改革一个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突破口是财产公示制度，让财产显性化是调整收入分配的前提。 关键看政府决心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承诺迟迟无法兑现，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被公认为是最大的障碍。 孙玉栋从两个方面理解这种现象 ：一方面或许说明政府调控能力趋向弱化，对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无能为力，与此同时，既得利益群体的谈判能力却越来越强 ；另一方面，则说明或许政府本身就和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存在诸多交集，牵一发而动全身，自身无法对自身进行改革。 然而，政府难以回避的是，收入分配改革确实到了不可不改的时候。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城市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尽管在统计口径上，基尼系数、可支配收入，以及物价因素统计等衡量指标不被发挥效用，还没有极其说服力的官方数据来显示收入差距的具体值，但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共识。 整个收入分配改革能否落地、执行，最终取决于政府的决心，在有些事情上政府应该是小政府，但在解决自身内部事情的时候，政府要强势，需要做大政府。这其中，高薪行业、灰色收入等等都是政府在收入分配改革中不得不直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多为体制性长久以来的顽疾。政府能否制定普适的政策，做好大环境，打破既定的垄断格局，是一个刻不容缓而又异常艰难的执政考验。 调节收入，在政府可以利用的各种手段中，财税政策是当仁不让的。 初次分配，在市场环节完成，讲究效率优先，根据绩效决定收益，必然导致收入差距的出现，因而，初次分配无法实现利益平均，也不应该通过牺牲效益换取平均。而再分配，就需要对初次分配形成的结果进行矫正，解决公平的问题。财税政策就体现在再分配的阶段，而政府首先要做的是开源节流。 孙玉栋认为，应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可以实行双重调控政策 ：一是在初次调节下，对最高工资进行限制，可以出台工资的最大倍数 ；二重调节是再分配，主要是通过税收调节，对高工资收入的税收征收应更严格。 在政府财税收支调整中，三公经费最受争议。孙玉栋说，其实在政府整个的支出中正常的三公经费占比很小，但在其中出现的职务消费抑或腐败现象产生的扩散效应却很大。所以，公开三公经费的使用情况，进一步压缩这方面的开支，并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就变得非常重要。 这也是政府自身可以释放的红利之一，进而将更多的财富用于民生。新一届政府节俭行政支出的做法，深得民心，但不是光做一时，要坚持做。 收入显性化是前提 孙玉栋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是让财产显性化。 在物价连连攀升、生活成本高涨的时下，仍然不乏有1 元钱便可享受工作午餐的政府部门食堂，仍然不乏有一月百元租金便可入住的周转房，而这也只是诸多好待遇中的冰山一角。当然，也不再难理解，为何一个体制内清洁工的岗位，就有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争相应聘。 这是变相的高收入。孙玉栋直指要害，这些领域的职工，往往名义工资很低，但能够支配的收入或者是变相的收入却相当高。 根据十二五规划，中国个税改革的目标是走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框架，显然的利好是让税赋整体下降，使税收质量更高。 而目前这一制度设计之所以难以推行，原因也在于此。个税的综合改革，不仅要涉及个人的工资、薪金收入，还包括其他收入，需要建立在纳税人个税申报的基础之上。由于个人收入申报制度的滞后，使得个人所得税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 在政策对收入的调整中，直接税中的财产税最为明显。以遗产税为例，是向富人征收的一种税种，能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但由于受制于外部环境的不完善，迟迟未能推出。 孙玉栋说，开征遗产税还需要具备几个前提条件 ：一是要实行财产的实名制度。财产实名制是财产登记和申报的基础 ；二是需要建立起行之有效、易于操作且信息共享的财产登记和申报系统，保证财产的显性化，这是开征遗产税的至关重要的前提 ；三是正确进行资产评估。开征遗产税必须核实遗产的价值，因而建立公正、高效的个人财产评估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条件的建立大多是技术层面的，关键看政府决策的力度和信心。 房产税的征收同样面临类似的限制。孙玉栋强调说，财产税是调节贫富差距的税种，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真正起到调节作用。眼下对于房产税和遗产税众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房产税和遗产税一定都包括起征点或者免征额的问题，包括不同的税负水平，这样才是真正的调节意义上的税种。 政府应还富于民 在财政收入上，孙玉栋提出的另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