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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与“走转改” 摘要： 曾庆香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大众传播符号研究》，拟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付梓。本书将静水深流的符号学理与波涌浪翻的中国实践有机融合，基于问题意识以及具体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内在的联系，阐发普遍的规律。本文由此反思了当下由于学科膨胀带来的从理论到方法的一些“乱象”，希望有助于扭转空疏学风，脚踏实地“走转改”，以体现新闻学人的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 关键词： 传播符号 中国实践 “走转改” 学术自觉 这些天，案头一直摆放着两部青年学者的著述，一是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胡易容惠赠的《传媒符号学――后麦克卢汉的理论转向》（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是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曾庆香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大众传播符号研究》，拟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付梓。巧的是，拙著《符号透视》今年修订后，也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新版（此次出版改为《传播符号论》），其中还提及这两位青年学者及其成果。 10年前，当《符号透视》在复旦大学出版社面世时，无论是传播学科还是传播符号研究都非今日之盛况可比。记得当时北京万圣书园仅有一排书架摆放着新闻传播学书籍，而今那里已是一片错落有致的区域了，日新月异的新著译著鳞次栉比，乱花迷眼，符号及传播符号的著述也看不胜看。[1]如此局面同上世纪末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曾庆香的《大众传播符号研究》就是这片葱郁园地绽出的一朵学术新葩。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的博士生，其学位论文――后以《新闻叙事学》出版，当初评阅与答辩就给人留下鲜明印象，文中闪现的想象力与创造性更令人称赏。比如，她将中国媒体的“正面报道”“典型宣传”，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这一激浊扬清的文明传统联系起来，探究其间一脉相承的叙事逻辑，立论新颖而论证翔实，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手头的这部新作，继续发挥其学术专长与研究风格，将静水深流的符号学理与波涌浪翻的中国实践有机融合，揭示内在的联系，阐发普遍的规律，体现了一种值得提倡的学风。这里，虽属抽象的理论著述，但作者并非凌空蹈虚地从概念到概念、从逻辑到逻辑，亦非理论平移地空谈普遍原理，而是基于问题意识以及具体的社会传播现象进行学术探讨，包括层层剥笋地剖析了西方媒体对西藏“3?14事件”的符号建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符号象征、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的仪式意味等，从而既有益于深化中国的传播研究、有助于把握中国的传播实践，也践行与张扬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 国际关系学者张文木教授对学问进行了非学理的有趣分类。在他看来，学分四种，一流的学问称为“以事说理”，即从经验性的事实求得规律性的理论，即实事求是；二流学问是“以理说事”，就是用现成的理论解释鲜活的人生与社会，如当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今天常见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新闻专业主义”等言说；三流的学问叫做“就事论事”或“就理论理”，反正“事”与“理”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要么经验式说事，要么推演式说理；至于末流学问，则是既不说事，也不说理，一事当前，方法先行。 如前所述，新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科及其学术成果呈现百花竞放之势，在学界的地位、影响、水平等无不令人刮目相看。[2]与此同时，由于学科膨胀，包括博士教育大跃进，不免乱象滋生、野草疯长，学风问题尤为突出。如有的博士论文不从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出发，不以种种社会人生问题为先导，而是一事当前，先寻觅一通西方理论，再以此作为思路与视角，审视其对象，展开其研究。如此情形让人想起古希腊神话里的故事，强盗有张标准化的床，把不同人质放上去，个头儿超标的就截短，不达标的就拉长。中国也不乏类似的传说，如削足适履、胶柱鼓瑟、刻舟求剑、指鹿为马、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等等。再如，研究方法本是一种工具，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而千差万别，所以需要因地制宜，目的在于探究问题，创造新知。而如今一种时新潮流似将方法抽离于研究对象，并置于社会历史之上，俨然成为包治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且还人为分出所谓“质化”“量化”的南北朝，并将量化奉为文明开化的正统，质化则如南下而牧马的匈奴，求学问道只有统计、问卷、量表才叫“科学”，否则就是不科学，至少是前科学、浅科学云云。如此说来，真不知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亨廷顿、费孝通、李泽厚属于哪类，戈公振、徐宝璜、甘惜分、王中、方汉奇、拉斯韦尔、施拉姆、麦克卢汉又当何论。流风所及，一些论文开题不看研究的问题，也不论研究的价值，而是先问哪种西方理论、何种量化方法。弄得学生神经兮兮，成天价琢磨新潮的“理论”“科学”的方法，而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以及学术研究之真谛，不知不觉丢到爪哇国去了。于是，但见学位批量生产，论文层出不穷，而高水平、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并未同比增长。对照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联系今日学风是否似曾相识，那副著名对子一如暮鼓晨钟，振聋发聩：墙上